3.隐逸题材与操守的砥砺

隐逸题材在唐人传奇中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类别。

唐人传奇对隐士理想的迷恋在宋人传奇中似乎很难见到，但在明代瞿佑和李昌祺笔下又焕发出了不寻常的光彩。《剪灯新话·天台访隐录》仿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笔墨推出了南宋末年隐居天台山的读书人陶上舍，并借他的一阕《金缕词》劝导世人“向林间啸傲山间宿。耕绿野、饭黄犊”。《剪灯余话·秋夕访琵琶亭记》全篇笼罩着一股悲凉情绪:不变的江山与变化的人事之间的对照，令人不胜唏嘘，油然而生幻灭之感。所以沈韶最终看破红尘，遁入深山。《青城舞剑录》宣称“英雄回首即神仙”，并认为五代末的隐士陈抟较之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有过无不及”。

《聊斋志异》以抒写“孤愤”为宗旨。有意味的是，蒲松龄《聊斋自志》将信将疑地说他自己是和尚转世，可见他对佛教是并不拒绝的。《仙人岛》、《蒋太史》、《成仙》、《白于玉》、《罗祖》等都以人世情缘为可笑，以现实生活为空幻，其主角一律选择了或出家为僧、或入山修道、或飘然仙去的人生道路。

但《聊斋志异》隐逸题材的卓越之处，还在于蒲松龄将它与品格的砥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引导读者出世。

蒲松龄对于“拙”的人格有特别的好感。所谓“拙”，指的是宁折不弯、固守节操的品质。《聊斋诗集》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追求高风亮节的信念，如卷一《杂诗》:“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卷四《拙叟行》:“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钝，另本作拙)仍峨冠。古道不应遂泯没，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俯仰随人为悲欢?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卷四《襄城李璞园先生遥寄佳章，愧无以报，作此奉答，聊托神交之义云尔》:“举世爱巧我独拙。”续录《六月初三日闻沈燕及讣音》:“每至相逢手重持，君疏我拙两相知。”堂堂正正，廉隅自重，可以失去一切，惟独不能失去人格。以“拙”于逢迎为人格的立足点，蒲松龄藉隐逸题材开辟了一片新的艺术天地。

《聊斋志异》卷一《长清僧》便集中描写了这种“拙”的人格精神。这是一个因借躯还魂导致人生境遇大为改变的故事。道行高洁的长清僧，死后灵魂飘出，至河南界，适逢某故绅子从马上摔下身亡，魂与尸“相值”，“翕然而合”，又活过来了。灵魂是“长清僧”的，而身体则是“故绅子”的。“长清僧”的人生境遇因而大为改变:“入门，则粉白黛绿者，纷集顾问。”有财产，有奴仆，有宏楼巨阁。“长清僧”只要稍“巧”一点，以“故绅子”的身份出现，那么，妻妾、奴婢、财产，一切都理所当然属于他了。但“长清僧”不屑于这些，他守定本来面目，一口咬定:“我僧也。”他严格按照僧人的方式生活:“饷以脱粟则食，酒肉则拒。夜独宿，不受妻妾奉。”“诸仆纷来，钱簿谷籍，杂请会计”，他一概“托以病倦，悉卸绝之”。后仍回到山东长清县那座僧寺去了。蒲松龄写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劝说富贵中人去当和尚，去过看破红尘后的生活;他着力突出的是“拙”的人格力量:它可以抵御“纷华靡丽之乡”的种种诱惑。故事所象征的人生意义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凡能在世俗的名利之前固守节操的仁人志士，凡是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之气的人，不妨说都有守“拙”的信念存于胸中。蒲松龄在小说结尾特别提醒读者:“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中国士大夫重视名节的传统已渗透到蒲松龄的心灵中，并外化为小说中的性格塑造。

马骥(卷四《罗刹海市》)、贾奉雉(卷十《贾奉雉》)等也都是够“拙”的。《罗刹海市》的一个片断很值得注意。“有‘俊人’之号”的马骥来到美丑颠倒的罗刹国后，竟被视为妖怪，所到之处，吓得人们“群哗而走”。一次，他酒后兴起，“把剑起舞”，“以煤涂面作张飞”，不料当地人却“以为美”，怂恿他说，如“以张飞见宰相，宰相必乐用之，厚禄不难致”。马骥大不以为然，满含嘲讽之意地答道:“嘻!游戏犹可，何能易面目图荣显?”不“易面目图荣显”，即绝不为了富贵荣华而丧失节操。贾奉雉亦风标不俗。他“才名冠一时”，却屡试不售。后来“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应试的结果竟是高中。当他回头再读这些文章时，“一读一汗”，自觉无颜见人，遂隐居到深山去了。他对隐居的选择，表明了他的人格追求的自觉性。这样的笔墨，虽无岳峙潮回的顿挫，但确实给人排?郁勃之感。长清僧、贾奉雉等人的隐居，与唐、宋、明传奇小说中的隐居，其意味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