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豪侠题材与理想的生命形态

在小说中大量描写豪侠义士，这一传统也是唐人传奇建立起来的。

宋代传奇小说写侠缺少应有的宏伟气象;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秋香亭记》虽热切地期待昆仑奴似的豪侠出现，但未从正面予以刻画;李昌祺《剪灯余话》则不乏对侠的浓墨重彩的描绘。比如《青城舞剑录》的碧线，便是唐传奇中的女剑侠红线之流;《武平灵怪录》里“豪侠不羁，用财如粪土”的齐仲和，《芙蓉屏》里侠义无私的高纳麟，也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聊斋志异》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们大都具有侠的风采。或昂扬乐观，倜傥卓异，乐于在狐鬼的天地里一发豪兴，比如《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或恩怨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将军》中的查伊璜、吴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志复仇，“利与害非所计及也”，女侠的复仇尤其惊心动魄。商三官亲自杀了害死父亲的仇人。(《商三官》)细侯为了回到满生身边，甚至手刃了“抱中儿”——她和那个骗娶她的“龌龊商”所生的孩子。(《细侯》)这无疑是对唐人传奇的发扬光大。

但《聊斋志异》豪侠题材的魅力，绝不仅仅在于它沿着唐人传奇的轨迹平稳运行。蒲松龄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所谓历史意识，即他不仅了解自己的时代，也了解文学的传统，在时代和传统的双重背景下，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应该从背景中浮出来。新颖总比重复好。一个作家如果只去适应过去的种种标准，他又有什么必要写一部新作品呢?

蒲松龄是实现了他的创新目的的。他笔下的豪侠题材尽管是传统的，但他藉以表达的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之情却是新鲜的。如果说《商三官》、《伍秋月》、《窦氏》、《向杲》、《席方平》等作品中的刚烈顽强，不屈不挠地介入社会人生的豪侠具有较多继承的意味，那么，《青凤》、《陆判》、《章阿端》、《小谢》、《秦生》中纵逸不羁、自然纯朴、富于浪漫情怀和少年壮志的豪侠则更多创新的色彩。对后一类作品的考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而理解蒲松龄对“狂”的钟情又是解读这类作品的关键。

《论语·子路》有云:“狂者进取。”“狂”首先指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带有鲜明的入世性质。蒲松龄的人生态度便是如此。《聊斋诗集》卷一《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对这首诗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或以为是以郭子仪比孙树百，或以为是以郭子仪自比，但不管是哪一种阐释，都可见蒲松龄那种书生意气和向往于建功立业的人生期待。《聊斋诗集》卷一《壮士行》也是这种抱负的侧面抒写:对生活、对前途、对功名，怀有不加掩饰的希望。这种抱负，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带有极强的少年人不知世事艰难的青春色彩，当这种抱负经由情感的渲染和想像的发挥而渗透到作品中时，则具体展现为“豪放”、“磊落”、“倜傥不羁”等个性风度，也就是《聊斋诗集》续录《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所云“英雄性不羁”。

《聊斋志异》描写了大量“性不羁”的“狂生”。在恐怖的狐鬼世界里，在令人“口噤闭而不言”的阴森气氛中，他们反倒兴会淋漓，情绪热烈。例如卷一《狐嫁女》中的殷天官:“少贫，有胆略。邑有故家之第，广数十亩，楼宇连亘。常见怪异，以故废无居人;久之，蓬蒿渐满，白昼亦无敢入者。会公与诸生饮，或戏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为筵。’公跃起曰:‘是亦何难!’携一席往。”这种摧枯拉朽的气概，这种意气雄放的生命形态，所体现的正是侠的精神。

其他如卷一《青凤》中的耿去病、卷二《陆判》中的朱尔旦、卷四《捉鬼射狐》中的李著明、卷四《胡四相公》中的“莱芜张虚一”、卷五《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等，也都是这类豪放自纵，性情不羁的“狂生”:荒亭空宅，杂草蓊郁，鬼鸣狐啸，怪异迭现——而这些“狂生”却能无所芥蒂地进入其中，他们欣赏着其中的怪异，以其面对怪异的坦然风度征服了狐鬼，结果，情节的进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狐鬼世界的恐怖阴森往往只是“鄙琐者自怪之耳”，实际上倒是光风霁月、富于诗意的。且看殷天官进入那座“常见怪异”、“蓬蒿渐满”的“故家之第”后的情形:殷天官处变不惊，以安闲镇静的风度面对突发事件，结果，群狐非但不与天官为难，还钦迟不已地奉之为座上宾。这说明豪迈的人生气概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色调的。《小谢》、《陆判》等篇所展开的也是类似的令人回味的情景。陶望三与小谢、秋容的患难与共的爱情，陆判与朱尔旦的超出于形迹外的友谊……不是亲切得很吗?蒲松龄以此表达了他的一片情愫:对于“不羁”的“狂生”来说，没有什么是真正可怕的;恰恰是在“鄙琐者”所不敢涉足的生活领域内，他们可以大有作为。这里，“狂生”的无所疑惧的豪情与“英雄”的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无疑是相通的。

在《聊斋志异》中，“狂生”的“不羁”风度还时常和酒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一、“狂”作为一种豪放自纵、富于激情、富于胆略的性格，在生活中常常衍化成奔放、洒脱的状态，因而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代郦食其谒见刘邦时自称“高阳酒徒”，即意在表明自己气度不凡。二、由于“狂”总是与耿介、方正、浪漫情调等密切相关，具有这种个性的人，一旦在社会生活中碰壁，便情不自禁地在艺术的天地里追求自由、放达的境界，即使处于顺境，也不妨壮思腾飞，欲揽明月，借酒力超越凡近。蒲松龄是深知个中因缘的，所以对酒充满了亲切之感。他在诗中一再写到饮酒的豪兴，把这作为生命力的一种爆发，郁闷和失意全部消解于其中，而憧憬和展望，也在放歌纵饮的节拍中得以自然流露。如《聊斋诗集》卷一《希梅斋小饮》:“樽酒狂歌树影横，壮怀喜遇故人倾。竹溪水暖流春恨，梅阁香寒解宿醒。”卷一《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之二:“临风倚剑开尊酒，及尔论交天地间。”之三:“何人作赋怀王粲?此日登临忆孟嘉。一醉只须眠绿柳，满头无用插黄花。搔残短发风吹帽，卧趁斜阳云作家。莫向尊前惜沉醉，瓶空稚子夜能赊。”卷二《伤刘孔集》:“相将共杯酌，豪饮能十壶。”卷二《遣怀》之二:“雅士长贫诗作累，豪襟欲纵酒为徒。”卷二《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酒如庄列增人放，海样乾坤任我闲。知己相逢无好景，茱萸相对一开颜。”卷四《二月四日，往哭孙嗣服，三台在目，因忆二十许时，两人载酒登临，歌呼竟日;曾几何时，故人已谢世矣!适值辰日，不能尽哀，因托于词》:“第一峰头蜡屐过，醉挝羯鼓发高歌。少年狂辄逢欢剧，强酒君能较我多。”卷四《重阳载酒柳亭作》:“我醉颠狂歌落梅，曲肘支颐卧莓苔。”卷五《十二日孙圣佐见招赏菊》:“登堂把酒对黄花，老子颠狂意兴嘉。喜涉东篱晤良友，年年九月到君家。”《聊斋诗集》续录《九日与定甫兄弟饮西园，和壁间韵，即呈如水》之一:“倒冠歌舞狂生醉，戏马台前独振衣。”之二:“滥醉离亭平野暮，月明空翠上罗衣。”

蒲松龄这种与酒相依为命的情感，评点家但明伦也体会到了。《聊斋志异》卷一《考城隍》“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句下，但评云:“至有花有酒二语，亦自写其胸襟尔。”在蒲松龄笔下，那些他所欣赏的“狂生”，无不有着极高的酒兴。如卷一《娇娜》:孔生与公子下帷攻读，“相约五日一饮”。《狐嫁女》:殷天官贸然闯入狐的天地，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即是饮酒。《青凤》对“狂放不羁”的耿去病的处理亦然。卷二《陆判》:“性豪放”的朱尔旦与陆判每聚必饮。卷七《郭秀才》由饮酒引出一片飘逸不凡的意趣。卷十《神女》写米生因饮酒后的孟浪举动，竟得与神女缔结良缘。从这种情节安排也可感受到蒲松龄的激赏之情。

卷二《酒友》中的车生也是个颇多豪侠气概的男子汉，他“家不中资”，却“耽饮，夜非浮三白不能寝也，以故床头樽常不空”。后来竟因此与狐成了“酒友”:“一夜睡醒，转侧间，似有人共卧者”，“摸之，则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烛之，狐也，酣醉而大卧”。车生看看自己的酒瓶，“则空矣”，知道是狐喝掉了，忍不住笑道:“此我酒友也。”“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这是多么坦荡的胸襟，这是多么真率的心灵!在人际交往中不含一丝机心，这是豪侠精神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属于“豪放不羁”的范畴。

从不含机心、真率旷达的角度看，《黄英》值得我们注意。本篇有个富于象征意味的意象:醉陶。黄英之弟陶生在一次大醉之后，恢复原形，卧地化为菊，“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这个意象来源于对陶渊明的理解。据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对酒和菊花别具深情，任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由此可见菊花和酒在陶渊明生活中的位置:它们与陶的真率、旷达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的黄英、陶三郎姊弟是作为陶渊明的后代出场的。他们身上，自然秉承着乃祖气质。黄英的丈夫马子才，安贫乐道，耿介清高，虽然在对待财富一事上略显迂腐，但在人际交往中则充分表现出不含机心的旷达风度。比如，他在知晓黄英的菊精身份后，不仅无丝毫疑忌，反而“益爱敬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幸福的家庭:生一女，“后女长成，嫁于世家，黄英终老，亦无他异”。与马子才形成对照，《葛巾》中的常大用，癖好牡丹，却不够旷达。牡丹花精幻化的女子葛巾、玉版，在与常大用及其弟成婚后，感情和谐，“家又日益富”;遗憾的是，常大用机心太重，他根据种种疑点判断二女可能是“花妖”，于是多方试探。结局是悲剧性的:葛巾、玉版痛感在猜疑中无法共同生活，遂离之而去。他们所生的儿子也化为虚无。蒲松龄藉此表明了一点:“不含机心”者，与狐鬼精魅也能融洽地生活;反之，则会受到惩罚，或结局难堪。

“不含机心”是蒲松龄所向往的人性境界。就这一点而言，一些烂漫可爱的女子如婴宁、小谢、小翠、花姑子、房文淑，其重要性可与“狂生”相提并论。归真返璞，没有尘俗的卑琐龌龊，无拘无束，一任性灵自由舒展，这些形象无疑是作家所向往的人性境界在艺术中的展现。蒲松龄在表现她们时，着力渲染其超尘拔俗的爽朗豪放，赋予作品浓郁的抒情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