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恋爱题材与知己情结

才子佳人遇合的浪漫传统是由唐人传奇建立起来的。

唐人传奇所建立的描写才子佳人遇合的传统，一直为后世传奇体作家所继承。宋代是传奇小说走向衰落的时期。但从现存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外传》、《梅妃传》、《谭意歌》看来，文采风流依旧是被瞩目的重点，尽管浪漫和豪迈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元代小说创作进入低谷，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娇红记》堪入名著行列，却也恰好是个爱情故事。明代传奇小说以《剪灯新话》最为著名，而它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说:“多偎红倚翠之语。”^[1]其中《秋香亭记》甚至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爱情悲剧。传奇体小说的创作在清初再度出现高潮，其代表作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据统计，《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题材和涉及爱情的作品，占四分之一左右，即达一百二十篇。这一数字是惊人的。

一个作家的魅力，往往在于他的特质，在于他的作品有和别人很不相同的地方。如果仅仅追随前辈，亦步亦趋，作品数量再多也是不足称道的。那么，蒲松龄的爱情题材小说，哪些地方是他个人的，是他与前辈不同之处?沿着这个追问去探讨，我以为，引入比兴手法来写他的知己情结，最能显示他与前辈的差异。

以男女遇合象征其他相对重大的社会生活内容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可谓源远流长。“导夫先路”的首先是屈原的《离骚》。这首长诗写屈原再三追求理想中的女性而一一成为泡影。它实际上是隐喻屈原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期待、渴望以及理想的幻灭。自此以后，男女遇合的象征模式便为众多的诗人所采用。李商隐的《海客》诗用牛郎织女的典故来暗示他与牛、李两党的关系，王安石的《君难托》以丈夫的中途变心比喻宋神宗对他未能自始至终给予支持，刘基的《美女篇》以“望幸良独难”来象征他在政治生活中怀才不遇的处境，种种例证，不胜枚举。但在小说中运用比兴手法，《聊斋志异》之前，尚不多见。

知己情结在蒲松龄的人生中占有引人注目的位置。蒲松龄是富于才华的，在科场上也曾有过一度的辉煌记录: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但此后数十年间却屡试不第。个中原因，除了偶然因“闱中越幅被黜”外，主要是文宗们不赏识他的八股文。而蒲松龄对自己的这类文字却是期许甚高的。《聊斋志异》卷三《白于玉》中吴青庵“秋闱被黜”，但仍自信“富贵所固有，不可知者迟早耳”，不妨视为作家的自白。高自期许而不为人赏识，这就提出了一个知己难得的问题。

人生难得一知己，这本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共同慨叹，蒲松龄又用自己辛酸的人生经历证实了这一点。难怪他经常以此为话头了。《聊斋文集》卷五《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弟素不达时务，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聊斋诗集》卷一《中秋微雨，宿希梅斋》之二:“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卷一《寄孙树百》之三:“楚陂犹然策良马，叶公元不爱真龙。”卷二《偶感》:“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卷三《送喻方伯》:“卞和抱荆璞，献上章华台。楚王愤不顾，弃之等尘埃。”《聊斋词集》中的《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作)，《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素秋》、《叶生》等篇都抒写了这种不遇知音的悲愤。

知己难得更显出知己的可贵。在蒲松龄那里，知己之感已深切到刻骨铭心的程度。片言褒赏常使他终身感激。他早年曾得淄川知县费祉嘉许，后来写《折狱》一文，本是公案题材，蒲松龄在文末的议论却出人意表地转到知己之感方面。《胭脂》也是一篇折狱小说，大多数读者只注意其中“听讼之不可以不慎”的主旨，而忽视了作品对施愚山爱才的性格侧面的强调。作家曾自呈“文艺”请黄大宗师过目，得到赞许，于是蒲松龄毕恭毕敬写了《又呈昆圃黄大宗师》。康熙三十二年，任山东布政使的喻成龙，见蒲松龄诗，颇倾慕，派专人请他到幕中住了数日;康熙三十三年，喻成龙离任，蒲松龄赋五古长篇一首，说喻“虚衷真爱士”，对自己的赏识有如“暖律吹寒灰”。(《聊斋诗集》卷三《送喻方伯》)诗集中这类表达知己之感的言辞还有多处。如卷二《答汪令公见招》之二:“偃蹇自拼人不伍，忽逢青眼涕沾巾!”之三:“倘逐紫鳞藏壑去，拟随黄雀报珠来。”卷二《偶感》:“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卷二《送别张明府》小序:“柴桑之钝子，谬增价于品题;而葵藿之愚忱，益衔恩于覆载!”

古代作家的诗文，大都是缘事而发，实有所指。蒲松龄的诗文亦然。由于其中所涉及到的是现实人物，用语措词不免较为拘束，而在《聊斋志异》的若干纯属虚构的篇章中，作家摆脱了现实的人事关系，熔自己的审美理想、现实感受于一炉，遂创造出更为激动人心的境界。卷一《叶生》如泣如诉地描写一个“魂从知己”的故事。“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的叶生，意外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资助和游扬，其感激之情是不可言喻的。他渴望以“闱战”的成功来酬答知己。然而，尽管他的文章掷地有声，令丁乘鹤“击节称叹”，却照样被主试官吏黜落。于是，凄人心魄的悲剧迅速达到高潮:先是叶生因为“愧负知己”一病不起，赍恨而殁;紧接着其魂灵竟远随解任的丁乘鹤，跨越山山水水而去!“魂从知己”，从常识来看当然不可信，但与叶生同等痴情的蒲松龄则深信不疑:“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深情郁勃，一唱三叹，寄寓着蒲松龄对费祉等人没齿不忘的感戴之情。他以倩女离魂喻知己之感，还提示读者:对蒲松龄笔下的一部分爱情小说，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采用比兴手法抒写知己之感的至少有卷三《连城》、卷九《乔女》、卷十《瑞云》等。《连城》的宗旨，正如冯镇峦所评:“知己是一篇眼目。”少负才名的乔大年以其诗受到史孝廉之女连城的赏识，遂视之为知己，不仅割胸肉救连城一命，甚至在连城病逝后，甘愿与之同死，其人生已臻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蒲松龄在文末感叹道:“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悲夫!”作家本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显然寓含在其中。

如果说，《连城》因借助于一个色彩烂漫的爱情故事，迷离淡冶，颇多诗意，那么，《乔女》则以质朴见长。“壑一鼻，跛一足”，既黑且丑，守寡在家的乔女，其生命的价值看来是贱而又贱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家底殷实、挑选续弦颇为苛求的孟生却深深地钟情于她，为她的高洁的“德”所感动。虽然乔女最终并未嫁给孟生，但正如她自己所说:“孟生能知我”，“固已心许之矣”。知己之感已珍藏在她的心中。

小说的重点是写乔女报答知己的撼人心魄的“痴”情。“居无何，孟暴疾卒”——孟生的亡故使其家庭濒临崩溃:“孟故无戚党，死后，村中无赖，悉凭陵之，家具携取一空，方谋瓜分其田产。家人亦各草窃以去，惟一妪抱儿哭帷中。”根据礼教，“非孟戚属”的乔女是不宜过问的，但她未顾忌这些，如春潮般汹涌在心头的是强烈到可以超出于生命之上的知己之感。她先是“踵门”求援于孟的友人林生，请他“以片纸告邑宰”;在堂堂五尺男儿林生被无赖辈吓得“闭户不敢复行”时，乔女却无所畏惧，“锐身自诣官”;县令乱耍威风，将她“诃逐而出”，她也并不气馁，又“哭诉于缙绅之门”。多么艰难的人生历程!反反复复，历经折磨，她终于使诸无赖受到惩治。此后，她便竭尽全力为孟生抚养孤儿。如此“侠烈”，真无愧于蒲松龄的赞叹:“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视之矣。”

《瑞云》从一个特殊侧面写出了真知己的境界:不以妍媸易念，不因贵贱变心，“天长地久有时尽”，知己之情无绝期。小说的故事极为奇幻:本来容貌如仙的瑞云，经和生手指一点，竟“连颧彻准”，黑如墨渍。这确乎是“出于幻域”了。但由瑞云的容貌变丑所激起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却是真实的人情世态的展现:嫖客们不再光顾;鸨母视之为下等奴婢。正是在这种人情世态的反衬下，贺生娶瑞云而归，不在乎任何讪笑的行为，才具有“痴”的意味。他不像《连城》中的乔生那样为知己者死，却也同样感人。

《聊斋志异》写知己之感的篇章不算特别多，但精金美玉，几乎每篇都足以传诵。其所以成功，不只是由于蒲松龄自身有着深切的感受，还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普遍敏感于这一问题，在旧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已经积淀了丰富厚重的基础。抒写知己之感很久以来便是中国古典诗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蒲松龄在用小说表达这一主题时，采取比兴手法，既将自身的体验融入其中，又不局限于狭小的个人身世之感的范围，富于魅力地把它处理为具有相对永恒性的一般人生问题，因而能引起读者广泛而深切的共鸣。

从表达知己之感的角度看，蒲松龄的爱情题材小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在《聊斋志异》中，爱情常常发挥着调节器的作用，纯真美丽的女性是衡量男子价值的重要尺度，只有“绝慧”、“工诗”而又怀才不遇的“狂生”才有可能得到少女们的青睐。^[2]这样的情节安排，显然地，意在对作家自我的才情在虚构的故事中予以认可，以补偿他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一切。蒲松龄的这一旨趣，经由某些细节鲜明地表现出来。比如卷三《连琐》。性情胆怯的连琐最初对杨于畏颇存戒惧，后因杨隔墙为她续诗，且续得很妙，她便主动来到杨的房间，还不无歉意地解释说:“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卷十一《香玉》中，牡丹花精香玉最初本来很害怕黄生，只因见了黄生题的一首精致的五绝，便主动相就。但明伦就此评道:“可知是诗符摄得来。骚士究竟占便宜。”“骚士占便宜”的确是《聊斋志异》人物设计的一个特点。小说中那些花妖狐魅幻化成的少女，如婴宁、小谢、小翠、白秋练等，都是作为“骚士”的知己而出现的。她们归真返璞，一任性灵自由舒展，充分发挥了确认“骚士”价值的作用。

综合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大量描写流光溢彩的爱情是中国传奇小说的共同特征，蒲松龄的创作个性在于:他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中引入诗词中的比兴手法，藉以抒写他的知己情结，从而成为不可取代的“这一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