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聊斋志异》的抒情精神与审美追求

《聊斋志异》奠定了蒲松龄在中国文言小说史尤其是传奇小说史上的崇高地位。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其祖辈有蒲生池、蒲生汶等人登第入仕。其父蒲?，因年逾二十尚未考上秀才，加之家境贫困，遂弃儒从商。蒲松龄于十九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后屡试不第，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乡试，系因“越幅被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七十二岁高龄，援例补岁贡生。在漫长的应考岁月中，他主要靠做幕宾和坐馆为生:康熙九年(1670年)入宝应知县孙蕙幕，次年辞职还乡;康熙十二年(1673年)始，在本邑王敷政家坐馆;康熙十四年(1675年)至唐梦赉家做西宾;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次年到本邑大族毕际有家坐馆，宾主甚相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暮春，在毕家与神韵派领袖王士祯相识。约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才离开毕家还乡。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他在康熙元年(1662年)二十二岁时已开始撰写狐鬼故事;康熙十八年春，蒲松龄初次将手稿结集成书，名为《聊斋志异》，高珩作序。此后又屡有增补，直至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和康熙四十六年，还有少量补作。《聊斋志异》的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倾注了蒲松龄大半生心力。它约包括五百篇小说。版本甚多，主要有雍正间抄本六卷四百八十五篇，题名《异史·聊斋焚余存稿》(1990年中国书店影印本、199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盛伟校释本)、蒲氏手稿本半部(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十二卷(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排印本)、1963年山东周村发现之二十四卷抄本、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十六卷、张友鹤会校会注会评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本(2000年齐鲁书社排印本)等。本书引用《聊斋志异》，仍据张友鹤“三会本”。

蒲松龄亦能诗、文、词、赋、戏曲，善作俚曲。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词集》。戏曲作品有《闱窘》(附南吕宫〔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饭》三种。俚曲有《禳妒咒》、《磨难曲》等十一种，合刊为《聊斋俚曲》。另有《农桑经》、《省身语录》等有关农业、医药等的通俗读物多种。一说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亦为他所作。

就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而言，蒲松龄是在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创作《聊斋志异》的。一方面，大批才学兼富的古文作家(如王猷定、徐芳、魏禧)及笔记作家(如钮、王士祯)进入辞章化传奇小说创作领域，使其水准迅速超过了宋、元、明三代，而直逼唐人;另一方面，流行于宋、明的话本体传奇，尽管自身素质不高，但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蒲松龄将辞章化传奇与话本体传奇的某些素质创造性地融合为一，终于攀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峰。

与王猷定、钮等作家一样，蒲松龄也不大在乎文体规范:在《聊斋志异》中，既有篇幅较长的传奇体小说，也有寥寥数语的志怪片断;既以非人间的怪异为主，也不排除现实中的趣闻。他为此曾受到纪昀的批评(纪昀的批评也自有其道理)，但瑕不掩瑜，这不妨碍他的名字彪炳于史册。并且，换一个角度看，正因为蒲松龄敢于冲决文体规范，才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本章讨论《聊斋志异》，兼顾传奇小说之外的其他作品。)

蒲松龄《聊斋自志》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这明确地告诉读者，蒲松龄在描绘非人间的题材时，自觉地用以抒写“孤愤”，其作品的抒情特征异常鲜明。我们对《聊斋志异》的解读即由此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