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其他传奇性叙事古文

在《虞初新志》中，除了以上篇目外，另有一些作品也较为出色，如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吴伟业《柳敬亭传》、余怀《王翠翘传》、彭士望《九牛坝观癥戏记》、王4《看花述异记》等;有些作品，因产生年代稍晚(略与《聊斋志异》同时)，未能收入《虞初新志》，亦堪称珍品，如严虞《艳礭》、墅西逸叟《过墟志感》等。它们为《聊斋志异》的生长，创造了一个合适的生态环境。

张明弼(1584～1652年)，字公亮，号琴牧子，江苏金坛人。明末复社成员。明亡不仕。有《萤芝集》、《榕城集》等。所作《冒姬董小宛传》，记董小宛和冒辟疆事，颇受后世瞩目。

彭士望(1610～1683年)，字躬庵，一字树庐，江西南昌人。明末黄道周蒙冤下狱，士望竭力营救，险遭不测。明亡，与魏禧兄弟同隐于翠微峰，为“易堂九子”之一。有《耻躬堂集》。《九牛坝观癥戏记》见《易堂九子文钞·彭躬庵文钞》，《虞初新志》卷二亦收入。

本篇具体详实地记述了乡村中的一次杂技表演，并由此而生发出无限感慨。

中国传统文学，倘要根据作者的动机来划分，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骂世文学和淑世文学。创作淑世文学的，受儒家的熏陶较深，希望他的作品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如班固、杜甫、高明、纪昀等;创作骂世文学的，受道家影响较大，旨在抨击和讽刺生活的阴暗面，他们往往不避偏激，有种纵酒放歌、牢骚发尽的意味，如屈原、司马迁、李白、蒲松龄等。《九牛坝观癥戏记》属于骂世文学一类。彭士望所写的这些闯荡江湖的艺人，在他那个时代，是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负有守土之责的官员，有必要密切关注其动向，并对其活动范围加以限制。所以，张潮编《虞初新志》，虽然选了本篇，但却在评语中郑重指出:“此技即俗所谓‘踹索’者。予尝谓此等人必能作贼，有守土之责者，宜禁止之;纵不欲绝其衣食之路，或毋许入城，听于乡间搬演可耳。”张潮的这种顾虑，对于意在寄愤的彭士望来说，则不必放在心上。骂世的作家，不妨说些过头话。

彭士望想发什么牢骚呢?简单地说，即批评居上位者不重视人才。王安石曾在《读孟尝君传》中鄙薄孟尝君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14]彭士望却以为“鸡鸣狗盗之出其门，益足以致天下奇士”。何以这样说呢?彭士望举“千金市死马之骨”的典故来证明这一点。他以为，这些闯荡江湖的艺人，当然只是“鸡鸣狗盗”这一等级的人才，不过，倘若国家能礼遇他们，那么，更出色的人才就会踊跃报效国家。这情形正和燕昭王礼遇郭隗相仿。一个不能为“奇士”提供用武之地的社会是很糟糕的。比如，宋代的张元、吴昊，都是陕西才士，宋朝不能用他们，致使他们为西夏所用，成为威胁宋朝的劲敌。彭士望举张元、吴昊的例子，也许是有感于明末才士无路的状况。

小说叙事明净而描写细腻，表现出把握场面的能力。

严虞(1650～1713年)，字宝成，号思庵。江苏常熟人。康熙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副、太仆寺少卿等职。有《严太仆集》。所作《艳礭》二则，题“严思庵先生闲笔”。有《说库》本、《香艳丛书》本。据其文末跋语，故事来源于扬州旅店主人。

小说的背景是明清易代之际。“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杳杳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资财，后且联布羽党，设局诓骗，妙选姿色出众者一人为礭，名曰打乖儿。其共事者，男曰帮闲，女曰连手。必择见影生情撮空立办者，与之共事，事成计力分财，而为礭者独得其半。于是构成机巧，变幻百出，不可究诘。”正文共有二则，第一则写京师名妓罗小凤骗徐少司空之子，第二则写小凤之嫂罗二娘骗陈锡元兼及罗小风结局。情节曲折，叙事生动，具有较高的技巧。《说库》收入《艳礭》，其提要曰:“此述明季京师妖伎罗二娘、罗小凤以色饵人事，用意之巧妙，布阵之迷离，文能曲曲达出，亦平康中别开生面之骗局也。”所评颇为恰切。

《过墟志感》，作者墅西逸叟，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申报馆丛书》本、《虞初广志》本题为《过墟志》。《虞阳说苑甲编》本题《过墟志感》二卷，首有《过墟志感序》，落款为“康熙岁次丙辰中秋望墅西逸叟书于坐忘轩”。序云:“昌黎传圬者王承福，述其言曰:吾入富贵之家，有一至者焉，又往过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过则为墟矣。盖丰悴去来，盈虚倚伏，是乃天道。又况积不善之家，尤招祸速而报不爽哉。”序文点明了小说的主旨:既寓盛衰无常之意，又兼示因果报应之不爽。小说的描写确实贯彻了这一主旨:黄家盛时，“高z厚垣，楼房盘亘，其厅亭壮丽，拟严文靖相国家规制”。黄家衰时，竟至“墓木已刊，一望皆原n，黄氏兆域，无由别识”。一盛一衰，对比分明。作者将黄氏的衰败归因于其人品卑劣:黄亮功之祖黄元，“积资累万者，非由躬稼穑，亲服贾，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敛怨两世而积也”;黄亮功之父黄洪，“恃其拳勇，酗酒渔色，乡人目为黄二伤司，谓触之祸立至也”。黄亮功本人，“比祖、父稍为敛迹，然计升斗，权分毫，刻剥穷民，专图利己”。祖孙父子，为人如此，其家业之衰败，照作者的看法，正是因果昭彰，理所当然。

同治年间，毛祥麟编著《墨余录》，卷五收入本篇，但改题为《孀姝奇遇》。“孀姝”指刘三秀，很显然，毛氏并不聚焦于黄家兴衰，而更为关注黄亮功的孀妇刘三秀。这表明，《过墟志感》包含了另一重主题，即对人物离奇命运的兴趣:刘三秀初嫁黄亮功，刘兄之子七舍暴戾无礼，一再加害于刘，致使她被清兵掳走。刘被掳后，为“入关时”“从龙第一功臣”选中，不久成为王妃。“刘以失节妇，贵在王后之下，一品夫人之上，乃倾侧摧挫于难妇宫婢中而得之。噫，奇矣!”因祸而得福，因种种摧挫而出人头地，其命运因其反常而显得离奇。

小说长于刻画人物性格。如刘三秀的二兄刘肇周，“狡黠嗜利”，阴险可畏。黄亮功谋娶刘三秀，三秀长兄力阻，肇周却为了四十两银子的酬金，借口朝廷正搜采民女，自作主张将三秀匆匆嫁黄。三秀被掳，长兄生怕她失节，肇周却写信“盛言王厚恩，选其寒微，不遗荆布”，“妹固女中智士，匹夫小谅，宜所不为”，怂恿她早“膺奇福”，“使我两兄亦叨庇荫”。一伯一仲，在对比中显出性格的差异。

再如刘三秀。她心高气傲，不为人下。被掳后，某王命刘侍寝，刘“大号且泣”，抗拒不从，并非为了守节，而意在获得一种身份，即她给女儿信中所说:“彼若辱我下陈，使以鞭筥瞂，非口唾其面，即头撞其胸，虽粉吾骨不辞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拼却一死，彼且奈何我?”所以，当“王赐刘金凤冠一品命服”后，她便不再忸怩。工于心计，才干明敏，“遇事无不咄嗟立办”也是她的性格特征之一。“时值岁饥，乡间富家囤米者，往往为穷民攘夺，刘反用穷民力，竟无攘者。”原因在于，她广施小恩小惠:“杀鸡宰豕，遍召乡里贫农，得二百余人，饫以酒肉，呼至前，举其积年债券，尽为烧之”，“复开仓廪，人给米二斗，麦半之，棉花五斤，菽五斤”，故众人皆愿为之效力。《过墟志感》写出这样性格复杂的人物，仅此一点，也足以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