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品型轶事小说

明代小品型的轶事小说，当以张岱的《陶庵梦忆》为代表作。

张岱(1597～1679年)，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仕宦之家，但一生不曾做官。明亡，入山隐居著书。有《陶庵梦忆》、《琅文集》、《西湖梦寻》、《石匮书》等。《陶庵梦忆》成书于顺治三年(1646年)之后，八卷一百二十余则。今存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刊本、《粤雅堂丛书》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马兴荣点校本(与《西湖梦寻》合刊)、杭州西湖书社弥松颐校注本和上海书店影印世界书局本等。

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张岱的前半生是在奢华中度过的。他写过一篇《自为墓志铭》，极精确地勾勒出他那段“繁华”的生活经历:“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6]《梦忆》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所说的那些繁华往事。其《陶庵梦忆·自序》以为，今日的落魄都是昔日豪华的报应。往昔的簪履、轻暖、甘旨、温柔、爽垲、香艳、舆从等等都一去不复返了，今日的“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张岱果真认为这一切都是因果报应所致吗?似乎又未必。否则为何“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呢?其实，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最深的还是作者那无尽的感愤和对故国的一往深情。故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便特意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强调其“采薇”、“u秀”的感慨，可谓知音。

《陶庵梦忆》对明末茶楼酒肆、歌馆舞榭、说书演戏、放灯迎神、养马斗鸡、打猎阅武、山水风景、人物古迹、工艺书画等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都有所反映。写家乐的如《朱云崃女戏》、《张氏声伎》、《阮圆海戏》;写华灯的如《世美堂灯》、《绍兴灯景》、《龙山放灯》;写美食的如《乳酪》、《方物》、《蟹会》、《天镜园》、《樊江陈氏橘》、《鹿苑寺方柿》、《品山堂鱼宕》;写精舍的如《筠枝亭》、《石介园》、《梅花书屋》、《不二斋》、《于园》、《v花阁》等。从描述的语调看，张岱的优点是坦率，并不出于某种目的而修饰自己。比如，张岱性豪侈，这一性情便未加遮掩地呈现在《包涵所》中。奢侈的近义词是豪奢，繁华的近义词是豪华。这种语义的迁移传达出一个信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富于韵味和气派的奢华不会没有人喝彩。尤其是在某些场合，如雅集、节令，刻意的节俭会被讥讽为寒酸，而风流倜傥的挥霍则会被赞赏为豪放。不过，这种意思很少有人明白说出，而张岱则毫无遮拦地写了出来。张岱的确坦率得可爱。

《陶庵梦忆》还保存了若干小说戏曲史料，如《柳敬亭说书》、《及时雨》、《水浒牌》等记述水浒故事的流传情况;《不系园》是迄今所知小说《金瓶梅》被改编为戏曲演出的最早记载。另如《目莲戏》、《朱楚生》等，记录了晚明戏曲演出情况。其中，《柳敬亭说书》尤其值得讨论一番。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说书艺人，曾入南明将领左良玉幕府。当时对他的评价颇有争议。吴伟业作《柳敬亭传》，推许他“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是足以与鲁仲连相提并论的“纵横士”，风骨不凡，气度汪洋。黄宗羲则以为，柳敬亭其实“琐琐不足道”，他作《柳敬亭传》，辨正说:“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徵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又说:“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7]

吴伟业与黄宗羲的分歧，集中在一点，即:柳敬亭是否具有“纵横家”的才具。吴伟业投赞成票，黄宗羲投否决票，但所讲的话都与艺人柳敬亭无关。宋太祖说: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做人主耳!郑板桥说: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幸好做了文人。这些议论表明，弄政治和弄艺术，所需要的才具是不同的。柳敬亭自与“纵横家”的头衔不符，但并不影响他的一流艺人的地位。不必将二者混为一谈。

明白了上述意思，我们对张岱便格外佩服了。张岱始终将柳敬亭作为说书艺人来看待，写他说书的风采，说书的魅力，说书的韵味;拿他与王月生相比，也着眼于其表演受欢迎的程度。这样来写柳敬亭，才真正把握住了对象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