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邵景詹《觅灯因话》

在明代后期的传奇小说集中，邵景詹《觅灯因话》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

邵景詹，生平不详。据《觅灯因话》小引自述，他号自好子，书斋名遥青阁。《觅灯因话》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共两卷八篇，系仿瞿佑《剪灯新话》而作。

《觅灯因话》卷一《翠娥语录》有段关于魏晋风度的议论。邵景詹对魏晋风度的概括是否准确，姑置不论，重要之处在于，当晚明士大夫奉行个人主义，追求“浮靡”、“放旷”时，他大声疾呼，不加掩饰地对之加以指斥。他的自序说《觅灯因话》“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有“补于正”，不是敷衍世人的门面话。

本来，感情与道德的矛盾是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当道德成为不可变通的教条而过分束缚感情时，道德是虚伪的、可恶的;当感情恣意宣泄，诱发出人生命中各种卑劣的欲望，甚至造成社会矛盾急遽激化时，道德和伦理又是一剂少不得的药。道德的核心是“利他”，是用高尚的人格克服自我的欲望。从《觅灯因话》中的八篇小说来看，作者对于儒家的人格境界是钦佩之至的:施济的救拔穷愁(卷一《桂迁感梦录》)，孙恭人的贞贤(卷一《孙恭人传》)，郭雉真的坚贞不屈(卷一《贞烈墓记》)，妓女翠娥的“甘心对冰雪，不爱艳阳春”(卷一《翠娥语录》)，唐珏的忠义(卷二《唐义士传》)等，他都予以精心刻画;与之形成对照，他也鞭笞了刘生的奸诈(《桂迁感梦录》)，姚公子的豪奢挥霍(卷一《姚公子传》)，官吏的险恶残暴(《贞烈墓记》)，杨琏真伽的贪求无已(《唐义士传》)，铁胡二生的淫亵(卷二《卧法师入定录》)。高尚人格与私欲的矛盾构成《觅灯因话》的内容主体。

但“利他”并非人的本性，完美的道德不可能轻易树立，而必然要经过一番灵魂的挣扎。《桂迁感梦录》所展示的正是人如何战胜贪欲的内心纠葛。桂迁落魄之时，蒙施济救拔;后施氏资产萧然，已门庭奕然的桂迁却讳言前负，故意窘辱施济之子。当桂迁遭到刘生算计，痛苦不堪之余，这才推己及人，幡然悔悟。卷二《丁县丞传》中的丁县丞，也是在经历了曲折的人生体验后，才终身立定脚跟，“所至以清白称”的。

《觅灯因话》与白话小说关系颇深。八篇作品中，《桂迁感梦录》被冯梦龙改写成拟话本《桂员外途穷忏悔》，见《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姚公子传》被凌初改写成拟话本《痴公子狠使臊脾钱贤丈人智赚回头婿》，见《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卷;《孙恭人传》与《英烈传》第三十二、三十三回中有关孙氏的情节略同，未知孰先孰后;《唐义士传》被周清源改写成拟话本《会稽道中义士》，见《西湖二集》第二十六卷;《卧法师入定录》被凌初改写成拟话本《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见《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明清白话小说的读者对象，有士君子，更多的还是“众人”——以市民为核心的消费群。对这个消费群来说，不仅作品的文字不宜艰涩，艰涩了便不能为他们所理解;意蕴也不宜独到深沉，独到深沉的人文智慧是他们所把握不了也不会有兴趣的。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明明白白的因果报应，浅显直接的神道设教，才是他们愿意接近并能够欣赏的。明清白话小说的作家和评论家常以“教化者”自居，宣扬“警世”、“喻世”、“醒世”，这与其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使命感，毋宁说是由特定读者群的反馈所致:消费者热衷于获得道德化的情感愉悦，创作者于是在这方面尽量予以满足。《觅灯因话》所以为冯梦龙、凌初、周清源等赏识，是与邵景詹的简明的道德命题分不开的。只是，邵景詹的态度较为严肃，而冯梦龙、凌初则可能并不那么认真，吸引他们的是因果报应中所包含的戏剧性。

邵景詹对辞采不感兴趣。他在自序中公开反对“逞文字之藻”，而把精力花在曲折故事的设计和描述上。其风格以质朴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