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昌祺《剪灯余话》

李昌祺(1376～1452年)，名祯，以字行。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负才名。明永乐癸未进士，授翰林庶吉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以赅博著称。后以礼部主客郎中权知部事，外调任广西、河南左布政使。居官刚严方直。能诗文，有《侨庵诗余》、《容膝轩草》、《运甓漫稿》等。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凡四卷二十篇。

发挥道德训诫是《剪灯余话》中起主导作用的内容之一。罗汝敬《剪灯余话·序》说:“兹所记，若饼师妇之贞，谭氏妇之节，何思明之廉介，吉复卿之交谊，贾、祖两女之雅操，真、文二生之俊杰识时，举有关于风化，而足为世劝者。”

在罗序列举的例证中，“饼师妇之贞”、“谭氏妇之节”分别见于卷一《长安夜行录》和《月夜弹琴记》。虽都托于往事，但构思方式并不相同。《长安夜行录》故翻陈案，试图改写《本事诗》的记载以塑造一个贞妇的形象。唐孟蓕《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19]

李昌祺觉得，这样的事情有伤风化，于是，他设想巫马期仁在某个夜晚与“卖饼者妻”之魂相遇，由她来说明事实真相:“妾夫故儒者，知有安史之祸，隐于饼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涤器当垆，不敢以为耻也。王过，见而悦之，妾夫不能庇其伉俪，遂为所夺。从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终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开喻百端，莫之顾也。一夕，召妾，托以程姬之疾，获免。如此者月余，王无奈何，叱遣归家。”巫马期仁敬佩她的人品，说:“若尔守义，实为可嘉，正须直笔，以励风俗。”这不妨看做李昌祺的自白。

《长安夜行录》还借饼师妇之口揭示了“唐诸王之骄淫”:“若岐王进膳，不设几案，令诸妓各捧一器，品尝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两手于妓怀中，须臾间易数人……如此之类，难以悉举，无非穷极奢淫，灭弃礼法。”“刺恶”与“奖善”相辅相成。

宋谭节妇是以死反抗元兵暴行的真实历史人物。《月夜弹琴记》在表达对她的叹慕之余，另外虚构了节妇侍儿钟碧桃作为烘托。但以节妇名义咏的集句诗三十首，则多感慨人世沧桑、红颜薄命，与节妇的壮烈不甚吻合。

“何思明之廉介”见于《何思明游酆都录》(卷一)。何思明耿介正直，以理学自任，“酷不喜老、佛”。后魂游酆都，见地狱内凶贼赃滥之徒尽受惩罚，始悟非毁老、释太过。还阳后，“所至以清慎自将，并无瑕玷，号称廉洁”。

“吉复卿之交谊”见《两川都辖院志》(卷一)。“复卿气豪，勇于为义”，先是直言谏赵得夫、姜彦益二友勿昵妓女，二友不听，弄得资财荡然，复“各以二万假之”;后二友相继殒没，复卿“缯衣漆棺，敛皆如礼”，“又出四万\付二家，责其族人为之经纪，使不失所”。

李昌祺重视风教，同时也对才子风情津津乐道。李昌祺所欣赏的才子风情是才情、艳情与温文尔雅风度的融会。才情是不用说的，《剪灯余话》对每一位才子、佳人照例有几句极示推崇的交代，比如《田洙遇薛涛联句记》(卷二)中的田洙:“清雅有标致，书画琴棋，靡所不晓。诸生日与嬉游，爱之逾于同气，凡远近名山胜境，吟赏殆遍。”《江庙泥神记》(卷四)中的谢琏:“仪容秀整，风韵清高，略无寒儒迂腐态，群众咸喜之，相与弈棋饮酒，谈笑赋诗，唯恐生之或去也。”甚至《秋千会记》(卷四)中的蒙古青年拜住亦善填词。李昌祺在编织情节时亦有意安排和鼓励主角吟诗作赋。薛涛对田洙说:“闻君倜傥俊才，雅能赋咏，何至作儒生酸乎?妾虽不敏，亦颇解吟事，今既遇赏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于是二人连篇累牍地吟诗。由于男女主角时常大发诗兴，穿插进许多诗词，因此《余话》的篇数虽和《剪灯新话》相等，字数却几乎超过一倍。艳情即所谓男欢女爱。《剪灯余话》常对欢爱场景大加铺叙，甚至不避淫秽。

欣赏才子的风情，与嘲讽凡夫俗子，这是同一命题的展开。李昌祺常把才子与俗流放在天平两端，以俗流之轻衬出才子之重。《连理树记》(卷二)叙蓬莱择婿，“只好天台云里种，莫教移近俗人栽”。《鸾鸾传》(卷二)叙赵鸾鸾初嫁缪氏，“缪虽富室，而子弟村朴，目不知书，鸾既嫁，而郁郁不得志”，后适才子柳颖，方琴瑟和谐。在《凤尾草记》(卷三)里，“女”期盼为才子龙生妇，而不愿嫁给“商家郎”或“耕家子”:“纵金玉满堂，田连阡陌，不愿也。”“子纵无官，不为命妇，亦不失为士君子妻。万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琼奴传》(卷三)正面展开文士与俗流武夫的冲突:才子徐苕郎与佳人沈琼奴本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却遭到“生居富室，懒事诗书”的刘汉老之父的诬陷，“徐阖室役辽阳，沈全家戍岭表”，致使两家“南北不相闻”。后因偶然机遇得以见面，又为欲逼娶琼奴的武夫“吴指挥者缉知，以逃军为名，捕苕(郎)于役，杖杀之”。有情人终未成眷属，这场悲剧将武夫俗流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台。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尽管李昌祺笔下的男女爱情主角(女鬼或女神排除在外)风流缱绻，似乎无拘无束，但他们(尤其是她们)却又同时是恪守道德操守的典范。这是经由一系列特殊的情节设计体现出来的:

其一，男女主角“风流”的前提是有过“父母之命”，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之命”只是意向而没有形诸正式的聘礼。如《连理树记》:上官守愚之子粹奴与贾虚中女蓬莱，“同读书学画，深相爱重，贾妻戏之曰:‘使蓬莱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归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议，各已许诺。”

其二，婚事不谐，是由其他原因造成，并非当事人负心所致。如《鸾鸾传》:“会颖家坐事，日就零替，鸾母悔之，以适缪氏。”《凤尾草记》:“会生姑与练妯娌参商，阳为怂恿，阴实沮之，故生父母犹豫。”

其三，女主角即使曾嫁过人，或者落入徒人之手，也决不至于失节。比如:鸾鸾先嫁缪生，缪生死，改嫁柳颖，依然处女，原来缪氏天阉，不能行夫妇之事。又如《芙蓉屏记》(卷四):船夫谋害崔英，掳掠其妻王氏，但意在逼王氏为儿媳，因此王氏并未受到强奸的威胁。

其四，女主角既是才妇，又是贤妻。比如:鸾鸾“既归之后，孝敬奉于舅姑，雍和友于娣姒，遇婢仆以恩惠为先，相夫子以勤俭为本;乡邻之贫乏者，则随力相周;亲戚之往还者，则以礼相待。由是内外交誉，称道其贤”。

其五，当他们必须在生命与“节”、“义”之间作出选择时，能毫不犹豫地以生命的毁灭来达到崇高的伦理境界。《连理树记》叙元末动乱，盗杀上官粹一家，欲逼娶蓬莱，蓬莱举刀自刎。《鸾鸾传》叙柳颖为“贼”所杀，“邻舍奔告鸾，鸾走哭，负其尸以归，亲舐其血而手敛之，积薪焚颖，焰既炽，鸾亦投火中死焉”。李昌祺感叹道:“节义，人之大闲也，士君子讲之熟矣，一旦临利害，遇患难，鲜能允蹈之者。鸾幽女妇，乃能战乱中全节不污，卒之夫死于忠，妻死于义。唯其读书达礼，而赋质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过别船者，闻鸾之风，其真可愧哉!”

勃兰兑斯说过:“在文学表现的所有感情中，爱情最引人注意;而且，一般来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式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极其精确地量出该时代整个感情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20]在《离骚》中，我们看到男女爱情成为象征;唐传奇作家则把爱情处理为相当纯粹也相当自然的感情生活;而在李昌祺笔下，风流韵事却以儒家伦常作为依托:一方面是极端地风流，另一方面又是极端地循规蹈矩。这种情形令我们联想到元代的《娇红记》和宋代的一部分话本体传奇。

除了风教与风情，李昌祺对元明之际的战乱也给予了较多关注。他生于1376年，那时明朝的统治早已稳固，战乱的硝烟早已飘散，他不可能有瞿佑那样的切肤之痛。然而这时代毕竟离他不远，故老相传，还能引发他的想像。他将大部分爱情悲剧置于战乱的背景中，这样安排既有利于情节的推进，又借此抒发了士大夫们常有的废兴之感，比如卷二《秋夕访琵琶亭记》托为陈友谅婕妤郑婉娥做的一首《念奴娇》，着眼于不变的江山与变化的人事之间的对照，令人不胜欷，油然而生幻灭之感。这表现了李昌祺作为诗人的敏感。

《青城舞剑录》(卷二)写得尤有气魄。真、文二生俊杰识时，隐居青城，“陈友谅闻其往来光、黄间，具书礼请之，不至，翩然入蜀。既而明玉珍居四川，素闻二人名，物色不可得”。英雄回首即神仙。他们豪迈地自比于五代末的陈抟，并认为陈抟较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有过无不及”。李昌祺以隐为高，大概是有感于明初开国功臣刘基等的遇害以及自身的遭贬，似不宜徒以虚语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