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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1.19.2.1 1.瞿佑《剪灯新话》

1.瞿佑《剪灯新话》

瞿佑(1347~1433年),[15]“佑”一作“”,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十四,和杨维桢《香奁八题》诗,为杨所叹赏。明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王府长史。永乐间,以诗蒙祸,被谪戍保安十年,遇赦放归。著作颇丰,有《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乐府遗音》、《归田诗话》等二十余种,大都散佚。《剪灯新话》是他流传最广的作品,正集四卷,附录一卷,共二十二篇。

瞿佑是传奇小说作者,也是诗人。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他的诗很不恭维。在朱彝尊眼里,瞿佑的诗太乏风骨,缺少力量和气度。但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却认为,身经战乱的瞿佑,其诗正不乏梗概之气:“尝闻其《旅事》一律云:‘过却春光独掩门,浇愁漫有酒盈樽。孤灯听雨心多感,一剑横空气尚存。射虎何年随李广?闻鸡中夜舞刘琨。平生家国萦怀抱,湿尽青衫总泪痕。’读此亦知先生也,噫!”[16]

朱彝尊和郎瑛各强调了瞿佑的一个侧面。这一事实表明,在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中,瞿佑并不是单一型的人物。他见过风起云涌、雷霆震怒的巨变,建功立业的热切愿望也曾激励他以李广、刘琨自勉。他的抱负是宏伟的,而最终却化为泡影,留给他的只有横空的剑气和湿透青衫的泪痕,伴随他的只有浇愁的盈樽之酒。巨大的期望带来的是沉重的失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他“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17]他的不平之鸣,曾感动过许多有相同遭遇的读书人。而他之所以沦落不偶,又在于他是一介“贫士”,一介徒有抱负却不善投机取巧的“贫士”。

《剪灯新话》反反复复地抒写了瞿佑因“失职”产生的忧愤。《令狐生冥梦录》(卷二)叙一向为非作歹的乌老死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让乌老复活;冥间的昏暗激怒了“左枝右梧,未免儿啼女哭;东涂西抹,不救命蹇时乖”的“穷儒”令狐l,他愤愤不平地写诗指斥道:“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这表达的当然是瞿佑对现实的牢骚:钱能够买到一切,包括生命,“贫士”则只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还谈什么飞黄腾达!

《修文舍人传》(卷四)更直接地表达了对富者通显、贫士失职的不公平现实的愤慨之情。博学多闻的夏颜,生前潦倒失意,而死后在冥司却大受重用,被任为修文舍人,“颇极清要”。同一个人,为何穷通如此不同?夏颜解释说:

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等也。

以冥司与人间对比,这种构思,意在反衬出人间的黑暗,加强斥责的力度。

瞿佑的忧愤不只与他的“失职”有关,还与他伤心的爱情经历有关。其传奇《秋香亭记》,据凌云翰《剪灯新话·序》说,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写商生和他的表妹采采互相眷恋,情意深挚,父母也已首肯。不幸战乱爆发,“生父挈家南归临安,展转会稽、四明以避乱;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载”。战乱平息后,商生“遣旧使老苍头往金陵物色之,则女以甲辰年适太原王氏,有子矣”。这出恋爱悲剧,如采采所说:“只怨干戈不怨天。”

战乱毁灭了瞿佑的爱情,加上“失职”的忧伤,便凝结成对战乱、对横行一时的武夫们的敌视情绪。《翠翠传》(卷三)明晰地传达出这一意蕴。金定与刘翠翠,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结婚不到一年,刘翠翠便为张士诚部将李将军“所掳”,致使金定因“感疾而先殂”,翠翠亦“含冤而继殒”。李将军正是一“自少失学,乘乱崛起”的武夫,瞿佑比之为劫掠韩罖宠姬柳氏的蕃将沙吒利,厌恶之情溢于言表。《爱卿传》(卷三)也郁结着同样的情愫。家资巨万的赵子与“色貌才艺,独步一时”的罗爱爱结为夫妇,甚相得。“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十七年,达丞相檄苗军师杨完者为江浙参政,拒之于嘉兴。不m军士,大掠居民。赵子之居,为刘万户者所据,见爱卿之姿色,欲逼纳之。爱卿以甘言绐之,沐浴入n,以罗巾自缢而死。”他们的幸福就这样毁于一旦。

身为文人而又痛感文人在战乱中的备受凌辱,不得已乃从想像中追求虚幻的满足。《水宫庆会录》(卷一)叙潮州士人余善文为广利王制上梁文,“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大为诸神所重。当赤o公不满于善文以一介白衣而预庆殿之会时,广渊王训斥道:“文士在座,汝乌得多言?姑退!”赤o公无疑是对武夫的影射。在《龙堂灵会录》(卷四)中,闻子述登吴江龙王堂,题古风一章,“词旨既佳,笔势又妙”,遂被龙王邀为座上客。故作得意之笔,以抬高文人身份,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辛酸与痛苦。

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瞿佑》所说,“多偎翠倚红之语”也是《剪灯新话》的特征之一。这与作者“风情丽逸”的个性有关。《剪灯新话》写到了各种类型的爱情。有现实的,如《爱卿传》、《翠翠传》;有人与鬼的,如《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其中,《渭塘奇遇记》(卷二)叙王生与肆翁之女梦中缔结姻缘,构思尤其精巧,对《聊斋志异·王桂庵》有直接影响。小说中王生写了一首自记其梦的长诗,诗中说:“风流元有种,慧黠更多才。”“才子能知尔,愚夫可语哉!”可见小说旨在展示才子风情。再如《爱卿传》:

罗爱爱,嘉兴名娼也,色貌才艺,独步一时。而又性识通敏,工于诗词,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称为爱卿。佳篇丽什,传播人口。风流之士,咸修饰以求狎,懵学之辈,自视缺然。

在瞿佑所描绘的爱情世界里,只有才子能叱咤风云。泛泛而论,以为他提倡自由恋爱,那就偏题了。

《剪灯新话》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一,瞿佑恢复了唐人传奇取材于当下人生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宋元一度中断;《剪灯新话》则向现实敞开了怀抱,其情感内容,是瞿佑人生感受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抒发。小说对时代背景的交代,地点、年月、事件,往往非常准确,如《三山福地志》(卷一):“至正末,山东大乱,自实为群盗所劫,家计一空。时陈有定据守福建,七闽颇安。”《华亭逢故人记》(卷一):“至正末,张氏据有浙西,松江为属郡……吴元年,国兵围姑苏,未拔。”这表明,瞿佑关注的是他生活的时代,他并不热心于从古籍中寻找灵感。

其二,《剪灯新话》恢复了唐人传奇面向“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的传统。瞿佑写爱情最多,其次是隐士,与唐人传奇相比,显然欠缺的是对侠的描绘。但他确曾热切呼唤过豪侠,如《秋香亭记》:“(瞿佑)记其始末,以附于古今传奇之后。使多情者览之,则章台柳折,佳人之恨无穷;仗义者闻之,则茅山药成,侠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终如此而已也!”他幻想有一位许俊似的侠客为他夺回恋人。从总体上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还是对的:其“文题意境,并抚唐人”。[18]

其三,《剪灯新话》模拟唐人传奇,不无形迹太似之处。如《华亭逢故人记》之仿效李玫《纂异记·李生》,《龙堂灵会录》之仿效《纂异记·蒋琛》,均为著例。但瞿佑在艺术表现上也时见颖异。如《金凤钗记》(卷一)虽受《离魂记》、《齐推女》启发,但境界焕然一新。《太虚司法传》(卷四)所写“不怕鬼”的主题,相关名作甚多,瞿佑仍能别开生面。他写吴楚狂士冯大异“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因而遭到报复。一次,他被“头有二角,举体青色”的夜叉逼入一座废寺,虽“蹶然仆地”,仍傲然不屈。情节诙谐风趣,而大异的倔强性情亦活现于纸上。

其四,由于吸取了唐人传奇的滋养,《剪灯新话》将话本体传奇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问题,我们将和《剪灯余话》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