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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1.19.2 二  “三灯丛话”及其他

二  “三灯丛话”及其他

传奇小说集在明代的陆续问世较之古文的传奇化更引人注目,“三灯丛话”(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凌云翰《剪灯新话·序》说:“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老父传》,时人称其雄才,咸推许之。及观牛僧孺之《玄怪录》,刘斧之《青琐集》,则又述奇记异,其事之有无不必论,而其制作之体,则亦工矣。乡友瞿宗吉氏著《剪灯新话》,无乃类是乎?”凌云翰说得不错,瞿佑、李昌祺等一方面继承了唐人辞章化传奇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宋代话本体传奇如《青琐高议》的滋养,就其基本品格而言,话本体传奇的色彩更鲜明一些。

传奇小说集的写作在明代曾一度受挫。《剪灯新话》约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刊行于宣德初年(1426~1435年);《剪灯余话》约成书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刊行于宣德八年(1433年)。可以说,从明朝开国到宣德年间,这是传奇小说集创作的旺期。但好景不长,由于朝廷和社会舆论的干预,传奇小说集的创作迅速进入低谷。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朝廷颁布了焚毁《剪灯新话》等小说的禁令,据清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11]

从社会舆论来看,传奇小说受到的批评亦甚严厉。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载:“《剪灯新话》,钱塘瞿长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话》,江西李布政昌祺所作。皆无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闻都御史韩公雍巡抚江西时,尝进庐陵国初以来诸名公于乡贤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称,特以作此书见黜。清议之严,亦可畏矣。”这是传奇作家的“身后”事。生前如何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载:“闻邱(浚)少年作《钟情丽集》,以寄身桑濮奇遇,为时所薄,故又作《五伦》以掩之,未知果否?但《丽集》亦学究腐谈,无一俊语,即不掩亦可。”[12]由此可见“清议”的压力之大。与此同时,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也大声疾呼要对俗文学加以防范,比如当时声望最高的理学家薛蠧(1389~1464年),所著《读书录》“尝言乐有雅郑,书亦有之:小学、四书、六经、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说、淫词绮语、怪诞不经之书,郑也,莫不喜谈而乐道之,盖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其味之甘也。淡则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13]。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文坛名流或社会地位较高的读书人不写传奇小说是合情合理的。(不妨一提的是,赵弼的《效颦集》成书于宣德年间,但直到嘉靖年间才刊刻问世。)至于与书坊往来甚至靠写通俗读物赚钱的下层文人,其写作一般不会受到朝廷注意,主流社会的舆论压力对他们不那么直接,从而可以继续其写作生涯。但毫无疑问,由于他们功力较差,又受营利动机的驱使,所写作品实与《剪灯新话》等不属于一类,如雷燮《奇见异闻笔坡丛脞》二卷(有弘治十七年即1504年坊刻本),用语通俗,屡见病句。又如这一时期的中篇传奇小说,可能是作为面向市井的畅销读物来写的,只宜另作一类加以讨论。

时至嘉靖年间,随着社会精神生活氛围的逐渐宽松,唐人传奇又开始在社会上流布,各种选本陆续问世。如陆楫辑《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有嘉靖二十三年即1544年陆氏俨山书院刻本),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其中说渊部所收六十四篇传奇,除两篇宋人作品、两篇明人作品外,大多为唐代小说名篇。王世贞编《剑侠传》,四卷三十三篇。其中唐代事凡十九篇,如《聂隐娘》、《昆仑奴》、《红线》、《扶余国主》(即《虬髯客》)、《嘉兴绳技》、《车中女子》、《宣慈寺门子》、《贾人妻》等;宋代事十一篇,如《洪州书生》、《荆十三娘》等,均为剑侠故事。王世贞编《艳异编》,正编四十卷续编十九卷,以故事的“艳”、“异”为采录标准,所选颇多传奇名作。还有《文苑楂橘》、《广艳异编》等。这些选集大都体例不严,真伪错杂,但迅速扩大了唐人传奇的影响,促成了“剪灯”类传奇小说创作的再度复苏。

这一时期传奇小说理论研究亦有重大进展,与班固、刘知几、纪昀并称为四大文言小说理论家的胡应麟所取得的成就尤为卓越。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将文言小说划分为六类,确认“《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属于“传奇”;[14]在传奇小说中,他又将唐人传奇和宋人传奇作了区分,并就《霍小玉传》等具体作品发表了真知灼见。他的研究成果对晚明人当有所启发。

在传奇风韵弥漫天下的晚明,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再度兴盛。嘉兴隐者钓鸳湖客撰《志余谈异》成书于万历初年(1573~1620年);邵景詹撰《觅灯因话》约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它们当然不是一流作品,但明清传奇小说至《聊斋志异》而臻于极境,这些小说集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是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