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向历史倾斜

宋代辞章化传奇衰落的表征，核心是“方巾气太重”:从文字风格来看，贫乏冗弱，板滞拘谨，无复绰约跌宕之致;从情感抒写来看，大多严冷有余，理学家的风度掩盖了抒情诗人的气质。如果说唐人传奇是历史向诗倾斜的话，那么，相当数量的宋人传奇则是诗向历史倾斜。有三个事实值得关注:

其一，多托往事而避近闻。

宋代传奇作者的想像范围局限在两个圈子里:一是据当时传闻，略加点缀，即成传奇。由于作者并不有意识发挥其想像才能，故少绰约之致，如王明清《摭青杂说》中的若干篇目，实近于今日小报上的叙事文章。一是靠历史资料编故事。两宋时期，取材于历史的传奇小说，数量相当可观。乐史《绿珠传》、秦醇《赵飞燕别传》取材于隋唐以前;无名氏《隋遗录》、《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取材于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秦醇《骊山记》、无名氏《梅妃传》等取材于唐代，阵容相当可观。从对题材的处理而言，可大致分三种情况:或摭拾旧闻，编织成篇，作者的精力花在材料的搜集与排比上，如乐史《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和张实《流红记》;或从历史上的某一因由生发。比如无名氏《梅妃传》:梅妃之事，不见史传，唐人笔记亦未见称引，但唐明皇李隆基则实有其人，后妃争宠亦寻常之事，于是便有了梅妃与杨贵妃争风吃醋的幻想情节。无名氏《王榭传》亦属借端生发之作。《隋遗录》等作品，则界于上述两种路数之间。从风格来看，秦醇、张实注重文采，尚承唐人余绪，当然已没有那种神韵;乐史以学者综述事迹的方式写传奇，板滞有余;《迷楼记》等写隋炀帝的作品，颇受说话影响，不妨称之为话本体传奇或通俗传奇。

其二，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

中国的历史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一是实，不实则无以取信于读者;二是涵盖总体的道德原则。“历史显然不仅仅是对一系列事件的罗列，它还意味着一种尝试，即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12]而中国古代的部分历史家则似乎在动笔前就对道德因果已经明了:作恶的食恶果，行善的得善终。作者的叙事只是为了证明这个道理，议论则对这个道理加以强调，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说得坦率:“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13]

诗向历史倾斜，于是严峻的道德感渗入传奇中，于是宋代传奇的议论就不像唐人传奇那样跌宕有致并富于抒情意味，而是平稳庄重，使读者感到压抑。这一点，《绿珠传》可为例证:

噫!石崇之败，虽自绿珠始，亦其来有渐矣。崇常刺荆州，劫夺远使，沉杀商客，以致巨富。又遗王恺鸩鸟，共为鸩毒之事。有此阴谋，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至大将军，故不饮以观其气色，已斩三人。君子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崇心不义，举动杀人，乌得无报也……

绿珠之殁，已数百年矣，诗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奋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行，怀反复之情，暮三朝四，惟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

乐史的议论，在宋初有其合理性。唐末五代，由于长期动乱，传统的道德原则被肆意践踏:武夫们贪暴放纵，明争暗夺，文人们弃弱奉强，浮沉取容。冯道在五代被推崇为圣人。他历事四朝，得到许多阶勋官爵，可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长乐老自叙》，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深感满意。道德沦丧至此，“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因此，重振道德是宋初文人意识到的历史使命，理学的兴起，便旨在重塑士大夫的人格;乐史的议论也以此为宗旨。但正如历史的合理性未能保证理学具有永恒的积极价值，乐史的做法在传奇发展的长河中起的主要是消极作用。

论及宋人传奇严冷的一面，不可不注意其中写恋爱(含婚姻、艳遇)题材的作品。唐人传奇兴盛的突出标志是恋爱题材的勃兴，那是一个流光溢彩、荡漾着情思与才气的世界。而宋人传奇，即使写恋爱，也有可能以方巾气面对读者。《谭意歌》是一个例子。谭意歌身为长沙名妓，她最迫切的人生追求却是从良。她之所以恋爱，是为了实现从良的目的。当她事实上的丈夫张正字“内逼慈亲之教，外为物议之非”，结亲高门时，得知消息的意歌首先不是因为感情被辜负而痛苦，她考虑的是，在失去丈夫之后，如何做一位称职的母亲。她给张正字写信说:

有义则合，常风服于前书;无故见离，深自伤于微弱。盟顾可欺则不复道。稚子今已三岁，方能移步，期于成人，此犹可待。妾囊中尚有数百缗，当售附郭之田亩，日与老农耕耨别穰，卧漏复毳，凿井灌园。教其子知诗书之训，礼义之重;愿其有成，终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

这些话当然都很有道理，但如此冷静、理智，倒叫读者无从表示对她的同情了。她似乎并未用情感应对生活。

尤其令读者惊讶的是今本《青琐高议》所收清虚子《甘棠遗事》和蔡子醇《甘棠遗事后序》。这两篇都记温琬的事。温琬的母亲是妓女，而由姨父母抚养成人的温琬却酷爱诗书，不仅能一字不漏地默诵《孟子》，还明了其中义理。十四岁时，被迫落入娼籍。她设法除籍为民，还说服母亲，一同隐居汴京。此后，她一意读书、研究，著有《孟子解义》八卷，诗六百首，《南轩杂录》若干卷。这样一个人物，用传奇这种体裁来写，确乎是出人意外了。

其三，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首先，宋人传奇通常以事件为中心，也稍稍顾及性格的刻画，《梅妃传》、《隋炀帝海山记》等，人物形象尚称鲜明，但极难见到氛围的渲染，而这是构成抒情特征的重要因素。无名氏《梅妃传》要算好的，如:

后上(指玄宗)暑昼寝，仿佛见(梅)妃隔竹间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雾露状。妃曰:“昔陛下蒙尘，妾死乱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东梅株旁。”上骇然流汗而寤。登时令往太液池发视之，不获。上益不乐。忽悟温泉池侧有梅十余株，岂在是乎?上自命驾，令发视。才数株，得尸，裹以锦蘞，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许。上大恸，左右莫能仰视。

但比起唐代写杨贵妃死后玄宗感伤之情的小说，《梅妃传》就比较寻常了。

其次，缺少经营细节的兴趣，似乎只要说清事情的过程就够了。绿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女之一。唐代托名牛僧孺的传奇《周秦行纪》以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潘妃、绿珠等众多女子为描写对象，绿珠并不处于小说的中心，但《周秦行纪》写她，仍能点染得风姿绰约:

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坐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绿珠。乐史《绿珠传》以绿珠为传主，反而枯瘠得多，写到绿珠的风韵，仅“绿珠吹笛，又善舞明君”二句。绿珠之死，本该泼墨淋漓，使激情与才情同时倾泻，乐史却惜墨如金，似乎毫无感慨。他写道:

(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崇故止之，于是坠楼。

笔路窘仄，无丝毫舒展气象;而描述生离死别，竟平静如古井之水，真叫人难以置信。

再次，叙事角度、叙事时间的安排单调板滞。凡方巾气重的宋人传奇，基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几乎全为顺叙。比起唐人传奇来，呈现全局性的退化趋势。文学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或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宋人传奇形式的退化意味着内容的同步退化:由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向枯涩的很少人生情趣的题材退化，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士习拘谨”。^[14]传奇与拘谨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