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率俚儒野老之谈”

所谓宋代的辞章化传奇，是指从唐人传奇—脉延伸出来的宋代传奇，鲁迅《唐宋传奇集》所选的宋代传奇主要属于这类作品。关于这一类传奇成就不高的原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有过讨论:“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1]这是对的。但宋代的文坛名流为何冷落传奇?这就涉及唐宋文人不同的审美风尚了。概括言之，有下述三点区别:

其一，唐代文人偏嗜怪异，宋代文人爱好掌故。

唐宋知识精英在趣味方面的差异，从他们撰写的历史著作可以得到清晰印象。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他的《史通·采撰》极力反对以“神鬼怪物”入史，然而大量志异却正是唐修史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的共同特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晋书所记怪异》说:“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2]他还引述了一系列例证。

宋人撰写的史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均以前史为蓝本，如《新唐书》以《旧唐书》为蓝本，《新五代史》以《旧五代史》为蓝本，因而必有增删。《廿二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处》说:“新书(《新唐书》)之增于《旧书》(《旧唐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3]《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罗列了数十个例子，几乎全是掌故:

《李贺传》，(增)每日出游，使童奴背古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儿呕出心肝乃已。”

《胡证传》，(增)裴度未显时，饮酒店，为武士所窘。证突入座上豪饮，取铁灯檠，手合其跗，谓诸人曰:“我欲为令，不髃者以此击之。”众叩头请去，度乃得免。^[4]

宋代文人中还有一个不应忽略的现象:他们亦涉猎唐人传奇，但却化故事为掌故，改变了其美感指向。如苏轼《仇油笔记》载:

退之诗曰:“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不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云:“闻道云安曲米春。”裴,作《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5]

关于裴8《传奇》，东坡记忆有误。《传奇》中《裴航》一篇无松醪春酒名，有此名者见《郑德瞞》，即篇末老叟赠诗所谓“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但东坡读过《传奇》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重视的并非其奇异的故事，倒是松醪春酒名，此中意味颇耐咀嚼。

与此相关，唐代文人聚会时乐于征奇话异，宋代文人则多谈履历见闻，前者展开一片绚丽的梦一般的想像王国，后者却是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情思，所以，唐人听故事以“征异”为目的，如元稹《莺莺传》所说:“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6]宋人则比较平静，在会心一笑中增长见闻和见识，有时也谈神说鬼，但正如苏轼所表白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一定相信，更不会“卓然称异”了。唐人的社交生活具有传奇的品格，宋人的社交生活则更多笔记的风味。

其二，唐代文人尚才情，好华丽，宋代文人尚见地，喜严谨。

唐宋精英文化的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考试科目的设计方面，如唐代科举重诗赋，诗赋偏于才情和华丽;宋代科举重策论，策论重视见地和严谨。而本书想强调的是，这种差异在文艺批评方面显现得格外清晰。比如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反复使用花的意象，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喻“典雅”，以“雾余水畔，红杏在林”喻“绮丽”，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喻“自然”，以“如渌满酒，花时返秋”喻“含蓄”，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喻“精神”，以“水流花开，清露未唏”喻“缜密”，以“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喻“委曲”，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喻“形容”，以“花覆茅砃，疏雨相过”喻“旷达”，当然各有道理，然而相互之间，并非区别井然，有的不妨调换位置，诚所谓“藻彩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7]宋人的文艺批评如同朋友交换意见，不事藻彩，但努力切中肯綮。比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条:

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8]

梅尧臣(圣俞)意在说明:诗不光要求义理通达，还要求措辞不涉浅俗;他的意思表达得平实而清晰。

唐宋文艺批评的区别，是两代文人个性气质的总体差异的一幅剪影。唐代文人生活在带有几许缥缈的经过想像加工的世界里，他们首先重视的不是对客体的把握，而是自我的展示，其文艺批评与其说是品评，不如说是流露——个人审美偏嗜的流露。宋代文人则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平平常常的世界里，他们格外关心的是如何与客体保持和谐，是相互之间亲切的沟通，他们以一种朋友谈天的方式来发表意见，平易浅近，诙谐含蓄，包含着参禅似的机智与颖悟。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才气而是智慧。

与此相关，唐人偏爱热烈，宋人偏爱闲淡。唐代诗人常有轶出日常规范的言行，宋代作家则对规范抱有更多的敬畏之情;唐代诗人可在诗中大写艳情(如元稹等)，宋代作家则悄悄地将艳情塞入词中，尔后又将词摒弃在自己的作品集之外;唐人做诗，满腔热情地设色敷染者多，宋人却高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唐人所漠视的陶渊明就是在宋代被推崇到伟大诗人的高度的。总之，尚才气者不免激情洋溢，尚涵养者绝不故立崖岸。唐人具有年轻人的气派，宋人则显得老成持重。

其三，唐代文人不忌讳夸大其词，而宋代文人则以稳重著称。

唐宋文人的这一差异也许与境遇不同有关。宋代文人多政治家、哲学家:仕途得意而显于庙堂的，如杨亿、刘筠、钱惟演、欧阳修、王安石、范成大、辛弃疾;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在社会生活中亦声望极高。唐代文人的境遇没有如此美妙:诗做得很好，又喜谈政治，但却不免于啼饥号寒者，大有人在;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等，一生事业惟注疏，更加局促。唐宋文人的境遇之别，加强了他们各自的倾向:唐人爱作少年似的夸大其词的事情，稳重如杜甫，也曾对神仙和游侠表现出热烈的兴趣;宋人则常常对生活保持相当的冷静，因为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如果过于热情，会被人怀疑是否具有作为政治家、哲学家所必需的涵养。

激情与才气，渗透在想像中，极易凝结为传奇;所以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说:“(唐人)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9]智慧与冷静，贯彻在人生中，已具笔记的品格，因此明人所编的《五朝小说》的序言在就宋人笔记发表意见时认为:“惟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10]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宋代的“文人才士”不屑于写作传奇;于是，弥补这个空缺的就只能是“俚儒野老”。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较重要的传奇作家如刘斧、李献民、秦醇、张实等，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才气与学养均不充分。至于欧阳修、苏轼、沈括、陆游这一类著名文人，他们的兴趣几乎全集中于诗文及笔记，传奇从未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