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代轶事小说的叙事规范

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其品格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常识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叙事规范上。我们将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风度三方面略作探讨。

叙事时间。可以先看一个实例。唐代传奇小说《原化记·义侠》与唐代轶事小说《国史补》卷中《故囚报李勉》都记叙了“李公客邸遇侠客”的事，然而传奇的叙事时间是“顷”，即不久、方才;轶事小说却用“天下未有甲兵时”的交代把故事处理成遥远的回忆。这并不是由于《原化记》的写作较早，实际上它的问世晚于《国史补》。对于叙事时间的不同安排，反映了两种类型的作家对小说中生活的不同态度。

毫无疑问，注重回忆是轶事小说作家带总体特色的倾向，宋代更是如此。若干重要的轶事小说以“旧闻”、“旧事”为名，如朱弁《曲洧旧闻》、周密《武林旧事》等，都是这一共性的呈现。

回忆拉开了作者与生活的距离。轶事小说描述的是已经逝去的空间和时间中的人物、风俗、社会历史的一鳞半爪。那些他们为之迷恋过的“以往”，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回忆使事实化为旧梦，轻盈然而着实令人怅惘，缥缈然而着实启人遐想。它当然能够唤起读者的某种情绪，或感伤，或欣慰，或宁静，或幽默，但绝不同于蒲松龄那种“孤愤”。其中充盈着岁月流逝的苍凉感以及经过时间淘洗的明净、温馨。

由于是从回忆的角度来叙事，轶事小说作家不屑于故为惊人之笔。而传奇作家由于逼视故事中的生活，常常口若悬河、神情夸张地加以描述，力求用强烈的传奇色彩吸引读者。比如唐代传奇《原化记·崔尉子》(《太平广记》一二一)与宋代轶事小说《鸡肋编》卷下《淮阴节妇》，故事属同一类型，讲的是丈夫在途中被坏人所害，妻人亦为坏人强占，若干年后，冤案揭穿，坏人受到惩罚。但二者的风格完全不同。《淮阴节妇》极平易地交代:

余家故书，有吕缙叔夏卿文集，载《淮阴节妇传》，云……此书吕氏既无，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记，故叙其大略而已。

凭记忆转述，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粗陈梗概。而《崔尉子》却在细节上着意追求惊人的效果。传奇中出现了一样道具——下襟有火烧孔的衣衫。这是妻子为丈夫缝制的，“初熨之时误遗火所]”，丈夫赴任时留给老家的双亲做纪念。十九年后，丈夫被害十九年了，其妻为坏人强占十九年了，他的遗腹子也有十八九岁了;其子入京应试，被神引到祖父祖母家，祖父祖母送给他这件衣衫;应试归来，衣衫为母亲发现，这才讲出事情真相。在一样道具上花如此多的笔墨，可见传奇作家的兴趣所在了。

叙事角度。关于叙事角度的选择，涉及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及其生活，究竟是全知的，还是有限的了解?

传奇作者可以假定自己是全知的，笔下的人物没有什么隐秘可言。比如宋秦醇的《赵飞燕别传》叙赵后与昭仪争宠:

赵后知之，见昭仪益加宠幸，乃具汤浴请帝，既往后宫入浴。后裸体以水沃帝，愈亲而帝愈不乐，不终浴而去。后泣曰:“爱在一身，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赵后与“帝”不会告诉他人，作者是怎么知道的?面对这样的质问，传奇作家是不会理睬的——因为小说中人物的私生活场景对传奇作家来说，不应成为秘密。传奇作家有权想像并细腻地加以描写。

但轶事小说作者自觉放弃了这一特权。他们意识到，“实”是保证轶事小说价值的重要前提。《语林》是魏晋时期一部著名的轶事小说，作者裴启曾因它而负盛名;后来却因谢安批评《语林》记事不实，这本书便为人废弃。这件事留给后世的印象一定很深。

由于轶事小说作家并不强作解人，并不一定要充当全知者，遇事可以存疑，可以提供多种情节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其叙述不仅具有真实感，还能启发读者对生活观照得更全面些。比如沈括《梦溪笔谈》“神仙二事”。石姓黥卒是神仙吗?沈括未下结论，只是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也许是，也许不是;不是的可能性要大些。笔记作者的存疑，其前提是将读者视为具有同等理解力的朋友，故而态度平实，不夸饰，不炫耀，读来易于接受。同时，不将复杂的生活简化为明晰的单向情节，这也有利于启迪读者的智慧。

叙事风度。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描述过“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的境界。在他看来，所谓“天然”，即“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如空江水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飙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卷二四又特别倡导“无笔墨之痕”而反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3]传奇体的《聊斋志异》正是纪昀所谓“才子之笔”，因此“纵横之气”、“务殚心巧”、“努力出棱，有心作态”，不妨视为他对传奇小说的批评;而“妙出天然”、“意态自然”、“无笔墨之痕”则可看做纪昀理想的笔记体风范。如果不把纪昀的意见当成价值判断，我们确实可以由此出发，去把握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叙事风度的差异。

唐传奇作家偏爱铺张的美、华艳的美，时常兴高采烈地把精力倾注在各种意象、情节的经营上。他们迷恋奇异的传闻与想像，着色纤，气势健旺，努力在每一个局部发挥得淋漓尽致。

轶事小说悬冲淡简约为风格鹄的，在魏、晋、南北朝即已形成传统。这可以经由对其代表作的分析得到大致印象。体现轶事小说最高成就的是《世说新语》。作者以其个人的审美体验为前提，以性灵的舒展为中心，将貌似散乱的多种生活事实熔铸为一个有其鲜明个性的整体。看上去，只是一段隽妙的言谈、一个精彩的细节，而且基本上是客观的记录，但这个选择和记录过程却始终受着“性简素”的刘义庆这一主体的引导，于是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叙事都变为抒情，一切客观人生世象都化为主体的人生体验。

“简素”是富于含蕴的人格，一经辐射到叙事过程中，便转化为简约冲淡的艺术情趣。所谓简约，即“着墨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历如睹”;^[4]所谓冲淡，亦即在平平常常中含有深意;或者说，以客观的叙写为主，随手写来，韵味悠长;题材广泛，细大不捐。而刘义庆对于简约冲淡的追求，进一层看，又是为了表现“玄韵”，愈简淡则愈玄远，愈追求玄远则愈讲求简淡。所以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说:“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5]

轶事小说推崇简约冲淡的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扬。宋代轶事小说作者以不同的措词谈到他们的写作目的乃是为了“消闲”，比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今且老矣……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欧阳修《归田录·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周^《清波杂志·自序》:“^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6]所谓“消闲”，并非无所用心，并非无聊，而是对于轶事小说文体规范的总体约束，它包括下述含义:

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亲朋好友看的;茶后酒边，聊资谈助;“因此只是随笔写去，如‘秀才撰写家书’，不太注意技巧。笔下清新活泼，自饶风致，不缺乏幽默感，也有说得很俏皮的话，则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不是做出来的”。^[7]在益人神智的同时，也呈露了作者个人的性情、涵养，但这种呈露不像传奇那样热烈豪迈，这是隐藏了激情的笔墨，虽说墨分五色，却需要细细地品味。

总的来看，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叙事风度的差异可概括为: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作者追求描写的淋漓尽致，轶事小说作者讲究叙事的简淡妙远;传奇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