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理性与智慧的钟情

与唐人传奇偏于“风流”有别，宋代轶事小说侧重于儒雅:传奇作家热衷于从强烈的不寻常的事件中获得诗意，轶事小说作家却乐于把历史和人生进展中看似寻常的掌故轶闻涂抹上一层优雅的韵致;传奇作家情绪热烈，不避偏激，轶事小说作家则较为中庸平和;传奇作家追求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轶事小说作家则钟情于日常生活的理性与智慧。以下我们将经由与唐人传奇的比较来说明宋代轶事小说的特质。比较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对爱情，对生命力，二者的价值取向有何不同?

先比较二者对爱情的态度。

风光旖旎的爱情是唐人传奇的核心题材之一。在宋代轶事小说中，爱情被摆在什么位置上呢?

应该说，大部分轶事小说作家对爱情的见解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叙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越礼放诞之事;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韩寿偷香一事，后世传为佳话;宋代轶事小说也不回避男女之情，比如范公翶《过庭录》“刘贡父”，调侃中仍含欣赏之情。其他如张端《贵耳集》记某教授狎官妓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等，都说明了作者的通达。

但宋代轶事小说作家对爱情的处理毕竟大不同于唐代传奇作家。

其一，轶事小说作家只把爱情视为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他内涵更为丰富的侧面。像欧阳修、苏轼、沈括、陆游、周密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爱情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面对唐人传奇中连篇累牍的“佳话”，他们也许感到腻味，感到轻重失当，感到气力花得不是地方。所以，“佳话”在宋代轶事小说中分量不重，只能偶然见到;而唐代裴8的《传奇》，三十一篇中就有十来篇以爱情为主或涉及男女爱情。宋代轶事小说作家更关心百姓日用、民俗淳浇、风土人情，关心原始儒家如孔子等曾关心的人格的修养、志趣的涵茹、言谈的幽默，一句话，那些有助于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完善的智慧，他们一概纳入心中眼底。

其二，轶事小说作家一般只把爱情视为心理、生理健全的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爱情并不神秘。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渲染，以至离生活的朴素面貌太远。纵观宋代的轶事小说，我们注意到若干现象，比如，它们写妓女与士人的交往，缠绵悱恻的意味较少，而仅视之为人生中的一次寻常际遇。何鑅《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载:

先生在黄日，每有宴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之久，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

“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谈笑。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曰:“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营妓比海棠绝句》)

东坡喜不喜欢李琪呢?喜欢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智而平静的喜欢。比起荥阳郑生等人的热烈向慕，也许有人会感到这力度不够。然而这倒是生活的真面目。雪泥鸿爪，萍水相逢，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次动人情怀的两相邂逅:一片风景，一色清玩，一位新相知，来了，又去了。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我们以理性的爱去享受生活，才不会沉溺于某种情感之中。

其三，宋代轶事小说的作者，大多是在中年以后从事笔记创作的，这些承担过或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饱经沧桑、儿孙满堂并具有学者气质的人，注重情感的中庸、健康，不会欣赏那种超越伦理界限、渲染男女风流的笔墨。而这种笔墨在唐人传奇中是存在的，如《灵怪集·郭翰》。

宋代轶事小说涉及男女之情，不迂腐但也不放肆，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所说:“若夫赠芍采兰，偶然越礼，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妇则既有定偶，弗敢逾防。”^[1]他们大抵在伦理所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即“发乎情止乎礼义”。比较起来，轶事小说的态度是适中的，对于那些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的即将步入中年或已是中年的人，对于那些将要扮演重要人生角色的年轻人，轶事小说的稳健、中庸的品格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如果我们对轶事小说作家有什么不满的话，主要在于他们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近乎立法者的优越感。

在比较了唐人传奇与宋代轶事小说对待爱情的差异后，接下来讨论二者对生命力的不同态度。

唐人传奇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粗犷奔放，在很多情况下可视为对生命力的肯定。尽管侠偏于“狂”，隐偏于“狷”，但无论“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同寻常的力度。在唐人传奇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如夏木荫翳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

轶事小说对于生命力的自然舒展也是极为欣赏的，比如《世说新语》就在《德行》、《言语》等门中激赏文人名士的疏放豁达的风度及隐逸情调，李肇《国史补》肯定张建封对“狂率”的容忍和“刘颇偿瓮值”的侠义举动，宋代轶事小说也不止一次地推崇过迈越流俗的胸襟。

但是，由于轶事小说作家重视涵养，宋人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在对待生命力的问题上，其总体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

历史、社会、人生不是由生命力这惟一因素所决定的，因为人除了生命力之外，他还有较重要的思想，还有更重要的心灵。诚然，没有生命力便不会有任何成就。但生命力过于奔放，也会造成许多过失，于己于人都会有所损伤。与生命力一样，智慧、伦理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感到，如果说传奇小说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轶事小说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态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而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轶事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求，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拓展的结果。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小说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甚至轶事小说中的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代轶事小说也以表达人生智慧为核心。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浓郁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周密《武林旧事》……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重视智慧的一个特征是教会读者辨疑。唐代裴8的《传奇·崔炜》中，一老妪送给崔炜少许越井冈艾，说是无论什么赘疣，“只一炷”便可痊愈。果然，崔炜凭借它，无往而不成功。裴8写得奇趣盎然，这就够了。传奇作家的目的就是以清新而美好的幻象来引起读者的快感，充实我们的心灵。但轶事小说并不青睐难以捉摸的想像和虚构，传达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才上是其主要任务。对比着裴8的传奇，我们来看《东坡志林》卷三《记与欧公语》: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三年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

“怪事异物说了非不好玩，但这须得如东坡姑妄言之的态度，也自有一种风趣。”^[2]而东坡的妙处还在于:他以风趣的言谈益人神智，启发我们用人生智慧来评判或推测某些“奇”事究竟有几分合理性。

其二，轶事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力戒浮躁骄矜，虚张声势。

唐人传奇中的爱情男主角以及豪侠，多是“狂生”型的:自负不浅，风度翩翩，一眼看去就让人感到非等闲之辈。比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的淳于棼，“嗜酒使气，不守细行”;裴8《传奇·崔炜》中的崔炜“不事家产，多尚豪侠”;《韦自东》中的韦自东，不惜暴虎冯河，以“一生济人之急”为口头禅。作者对于他们任性放浪的生活是赞赏的。

至于宋代轶事小说作者，在他们身上，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从小说表达的情绪看，闲适优雅，清静澹泊，构成其主体部分;从艺术表现看，唐人传奇那种热烈的渲染在宋代轶事小说中分外少见，通常都是发纤\于简古。概括地说，唐人传奇是对常识的超越，宋代轶事小说则以回归常识为目标。唐人传奇追求气势，宋代轶事小说则力求平和浑涵，自然也不免减弱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