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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1.13.8.4 4.情景交融的意境

4.情景交融的意境

所谓意境,就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其美感特征是“有风韵”、有“韵外之致”。以景寓情的景物描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初期传奇、盛期传奇中,生机盎然的景物描写时有所见,中期传奇则不仅在量而且在质方面都有突破。《博异志》、《续玄怪录》、《传奇》里不乏这一类片断,《续玄怪录·柳归舜》、《博异志·许汉阳》的想像之丰富、状物之清丽,尤为可观。试看《柳归舜》的一个场景: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

清黄宗羲《景州诗集序》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37]郑板桥《题画·兰竹石》也说:“非惟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38]景与情是合二为一的;从《柳归舜》的诗情画意中,我们感到了李复言摆脱尘世污浊的渴望。

意境的形成并不完全仰赖于写景,还有别的途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39]真切的人物关系及声口毕肖的言谈,也能创造出“清淡见滋味”的意境。除了首屈一指的《博异志·刘方玄》外,其他如薛用弱《集异记·王涣之》之写王涣之、《续玄怪录·柳归舜》之写鹦鹉、《河东记·申屠澄》之写虎女,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洵为传神之笔。

中期唐人传奇风格的流变是由一批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家的创作体现出来的。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整体,想用四个侧面来加以概括,无疑是不现实的。但抓住这四个侧面,却是我们宏观地把握这一时期小说审美特征的基点。

【注释】

[1]纪昀曾对独孤生之梦作还原分析。《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魂与魄交而成梦,究不能明其所以然。先兄晴湖,尝咏高唐神女事曰:‘他人梦见我,我固不得知;我梦见他人,人又乌知之?孱王自幻想,神女宁幽期?如何巫山上,云雨今犹疑。’足为瑶姬雪谤。然实有见人之梦者。奴于李星;尝月夜村外纳凉,遥见邻家少女掩映枣林间,以为守圃防盗,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与语。俄见其循塍西行半里许,入秫丛中。疑其有所期会,益不敢近,仅远望之。俄见穿秫丛出行数步,阻水而返,痴立良久,又循水北行百余步,阻泥泞又返,折而东北入豆田。诘屈行,颠踬者再。知其迷路,乃遥呼曰:‘几嫂深夜往何处?迤北更无路,且陷淖中矣。’妇回顾应曰:‘我不能出,几郎可领我还。’急赴之,已不睹矣。知为遇鬼,心惊骨栗,狂奔归家。乃见妇与其母坐门外墙下,言适纺倦睡去,梦至林野中,迷不能出,闻几郎在后唤我,乃霍然醒。与星所见,一一相符。盖疲茶之极,神不守舍,真阳飞越,遂至离魂。摊摊与形离,是即鬼类,与神识起灭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见之。独孤生之梦游,正此类耳。”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386页~3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见杨宪益:《译余偶拾》,74~7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3]清阮元辑编:《宛委别藏·55·衢本郡斋读书志·二》,36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4]《宣室志》中的若干志怪片断,曾被纪昀纳为谈资。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海淀人捕得一巨鸟,状类苍鹅,而长喙利吻,目睛突出,眈眈可畏。非非鹳,非鸨非鸬鹚,莫能名之,无敢买者。金海住先生时寓直澄怀园,独买而烹之,味不能佳。甫食一二脔,觉胸隔间冷如冰雪,坚如铁石;沃以烧春,亦无暖气。委顿数日,乃愈。或曰:‘张读《宣室志》载,俗传人死数日后,当有禽自柩中出,曰“杀”。有郑生者,尝在隰川,与郡官猎于野,网得巨鸟,色苍,高五尺馀;解而视之,忽然不见。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数日,卜者言此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果有巨鸟苍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记》载,韦滂借宿人家,射落“杀”鬼,烹而食之,味极甘美。先生所食,或即“杀”鬼所化,故阴凝之气如是H!’倪馀疆时方同直,闻之笑曰:‘是又一终南进士矣。’”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又卷十六:“《宣室志》载陇西李生左乳患痈,一日痈溃,有雉自乳飞出,不知所之。《闻奇录》载崔尧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剖之有黄雀鸣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阁学郎阿亲见其亲串家小婢项上生疮,疮中出一白蝙幅。知唐人记二事非虚。岂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哉?”卷十七:“此与《宣室志》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事相类。”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之392页、430页。

[5]卞孝萱曾作《〈续玄怪录〉作者及写作年代探索》(《江海学刊》1961年第10期)、《再谈〈续玄怪录〉》(《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唐代小说与政治》(《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诸文详考李复言生平。据其考证,李谅(775~833年),字复言,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贞元末任左拾遗,元和至太和年间历任州县长官、祠部员外郎、考官郎中等职,官至岭南节度使。但其结论与《续玄怪录》多有磗格。

[6]清代纪昀将相似的情节改为顺叙,命意亦异,可参看。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陈寅恪以为此篇影射宪宗被杀,见《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刊《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卞孝萱以为系影射顺宗被杀,见《再谈〈续玄怪录〉》和《唐代小说与政治》二文。

[8]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12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66页,42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0]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东坡罗浮诗》条。洪迈:《容斋随笔》,110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1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7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65。

[12]清阮元辑编:《宛委别藏·55·衢本邵斋读书志·二》,36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3]据《太平广记》卷三八八《齐君房》(出《纂异记》)。

[14]成柏泉选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选注》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据吴曾祺编《旧小说》收入“宋朝李玫”《纂异记》中的《三史王生》、《浮梁张令》二篇,实属大误。“宋朝李玫”应为“唐朝李玫”。

[15]《陈季卿》,原注“出《慕异记》”。慕,应是纂字之误。

[16]赵瞞:《因话录》,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阮阅编:《诗话总龟》,4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8]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5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6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0]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12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21]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11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22]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36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3]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阮元辑编:《宛委别藏·55·衢本郡斋读书志·二》36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3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6]王夫之等撰:《清诗话》,4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7]汪辟疆:《唐人小说》本篇叙录,2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8]王谠:《唐语林》,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2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43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0]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23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31]樊增祥:《樊樊山诗集》,7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3]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184~18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34]李德裕:《会昌一品集》,2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5]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云:“郑畋名相,父亚,亦名卿。或为《李娃传》,诬亚为元和,畋为元和之子。小说因谓畋与卢携并相不成,携诟畋身出倡妓。按畋与携皆李翱甥,畋母,携姨母也,安得如《娃传》及小说所云乎?唐人挟私忿腾虚谤,良可发千载一笑。亚为李德裕客,白敏中怨德裕,及亚父子。《娃传》必白氏子弟为之,托名行简,又嫁言天宝间事。”

[3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7]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8]郑板桥著、吴泽顺编注:《郑板桥集》,34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2。

[39]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17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