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袁郊《甘泽谣》

袁郊，字子乾(又作之乾)，一字子仪(又作之仪)。宪宗朝宰相袁滋之子。曾任祠部郎中、翰林学士、虢州刺史等职。所撰《甘泽谣》，有咸通九年(868年)自序。其命名原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说:“《甘泽谣》一卷，右唐袁郊撰。载谲异事九章。咸通(860～873年)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2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说:“咸通戊子(咸通九年)《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遂以名其书。”^[25]今本为明人杨仪(字梦羽)所传，亦作九篇，惟缺《自序》，可能是一个辑本。

《红线》是《甘泽谣》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写红线夜盗金盒以警告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事。在小说中，红线的社会身份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侍女，与薛嵩之间是主奴关系，但二人相知之深却不同寻常。袁郊用知音喻知己，以一个细节传达出这一信息:

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音调颇悲，其击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归。

音乐作为心灵的纽带，成功地使二者超越主奴界限而做了朋友。当薛嵩面临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吞并的威胁，拄着拐杖，念念有词地在庭院深处慢步行走时，只有红线跟随;而且，她准确地猜出了薛嵩发愁的原因。

红线与聂隐娘都是女侠。论功夫，《红线》的渲染不及《聂隐娘传》，但在读者眼里，红线却比聂隐娘更具魅力。其原因在于，袁郊把握住了红线作为一名女侠的妩媚与轻妍。且看她夜盗金盒返回时的情形: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

一个女侠，如果不具有美丽少女特有的风韵，其魅力亦仅同于男侠而已。红线之优于聂隐娘，其轻婉空灵是主要因素。

红线助薛嵩克服了危难，事后她说:“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指拥兵割据的藩镇)背违天理，当尽弭患。”这其实是表达了袁郊对于晚唐时局的态度。《甘泽谣·魏先生》让自负雄才、觊觎天下的李密四处碰壁，《素娥》宣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在在表明，袁郊希望唐帝国继续存在。

《红线》颇讲究叙事技巧。红线深夜潜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处所，盗出其枕边金盒，借以警告他不要胡作非为。这是传奇的中心情节，但作者并未正面铺叙，而由红线追述;倒是对盗盒所产生的余波，细加点染，跌宕生姿。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侠客的神通，不过是那些套路;而薛嵩专使送还金盒，田承嗣失金盒后“一军忧疑”以及接金盒时“惊怛绝倒”的神情，却有效地映衬出了盗盒的艰难与红线的奇异。

《红线传》在后世广为流传。明梁辰鱼《红线女》杂剧及“禹航更生氏”《双红记》等即据此改编。清乐钧还专门写了一首《红线诗》，可以用做《红线》的论赞。

《陶岘》叙陶渊明后人陶岘与友人孟彦深、孟云卿、焦遂浮家泛宅、浪游江湖的事。其题材与《传奇·周邯》相近，均以一“文学豪俊之士”和一名善潜水的来自有色种族的奴仆为描写对象，但二者的旨趣差异甚大。《周邯》中的奴仆水精乐于为周邯“求宝”，即使面临危险也不退避，终被井中金龙抓去;裴8借土地神之口批评周邯“肆其贪纵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采取了惩戒的态度。陶岘却是袁郊所欣赏的名士，他因“生不逢时”而“自谓疏脱，不谋仕宦”，“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他从南海郡守处得到三件宝:一是古剑，一是玉环，一是“善游水而勇健”的昆仑奴摩诃。“每遇水色可爱，则遗环剑，令摩诃下取，以为戏笑也。”把精力消耗在怡情悦性的享乐中。后途经西塞山，古剑和玉环被怪龙攫去，陶岘对摩诃说:“汝与环剑，吾之三宝。今者既亡环剑，汝将安用，必须为我力争也。”

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命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视于岘也。

陶岘的三宝就这样失去了，他再也不能重温过去的“戏笑”。面对百无聊赖的人生，他不由得“流涕水滨”。这泪是为他自己流的，而不是为摩诃流的。

陶岘的形象寄寓了袁郊不满于朝政的情绪。宋计有功编纂的《唐诗纪事》中收有他的几首诗，均含讥评时事的意味，如《月》:“嫦娥窃药出人间，藏在蟾宫不放还。后羿遍寻无觅处，谁知天上却容奸。”《云》:“楚甸尝闻旱魃侵，从龙应合解为霖。荒淫却入阳台梦，惑乱怀襄父子心。”袁郊让一个有“经济”之才的人将光阴消磨在“浪迹怡情”中，不难想见其内心的痛苦。

袁郊生活在一个朝政紊乱、危机四伏的年代，因而心境凄凉;影响到《甘泽谣》，便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悲怆情调。红线是作者笔下飘逸不群的女侠，但面对离别也和常人一样手足无措:像一个脆弱的孩子，她承受不住离别的伤感，遂假装醉酒，躲开了。可心头的哀怨是能躲开的吗?

《圆观》叙洛阳惠林寺僧圆观与李源的两世友情，情调也是悲怆的。圆观转世为王氏之子，这并未使他与李源的友情中断。他们在杭州天竺寺见面了。这似乎能给读者几分慰藉。但是，照圆观的说法，尽管二人深情不渝，却因“与公殊途”，不得“相近”，李源只能远望圆观，潸然泪下。一对朋友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阻隔，无法交流，“无由叙话”，这不伤心吗?圆观唱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钱塘。”这首歌词不也流露出排解不开的绝望情绪吗?

《陶岘》、《许云封》等也弥漫着无名的深哀。《许云封》写韦应物与李L外孙许云封相逢，追怀往事及吹笛的事。许云封初生时，正值天宝改元，玄宗东封，外祖父李L供奉梨园，特邀翰林学士李白为之取名;十余岁即为杨贵妃诞辰演奏横笛，“会海南进荔枝，因以曲名《荔子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那是一段风光旖旎的岁月。安史之乱，沧海横流，“自后俱逢乱离，漂流南海近四十载”。由盛而衰，哀乐相形，一往情深，怎不大呼奈何!不妨将《许云封》当做一首感慨盛衰的诗来读。

就追求情节的奇幻而言，袁郊所倾注的兴趣似不如裴8浓厚，但《甘泽谣》在设想超奇方面，自有不俗之处，比如《懒残》。本篇写天宝初衡山执役僧懒残的种种异事。“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普通人对他自然看不上眼，但在以反常为超常的李泌眼里，懒残却绝非“凡物”。谁说得对呢?衡山顶上突坠巨石，刺史“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此时懒残出场，要单枪匹马地试试，被理所当然地嘲笑为疯子。“疯子”满不在乎，用脚蹬了一下，石头便滚走了。袁郊用这一情节暗示读者，此后懒残无论有什么神奇之举，都不必感到惊诧。不久，衡岳寺外虎豹成群，大家指望懒残去制服，被认为必胜的懒残去了，结果却是:“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看来袁郊不愿让读者猜出情节的走向，他随时可能叫我们大吃一惊。就在懒残被老虎衔走以后，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加了一句:“懒残既去之后，虎豹亦绝踪迹。”读者总是赶不上袁郊的想像，每次读到新的情节，都获得一种不期而遇的乐趣。

《甘泽谣》笔墨简约，但意蕴丰厚。其细节的表现力之强，超过了《传奇》。比如《红线》写薛嵩与红线相知之深，仅用了听羯鼓之音一个细节。《陶岘》以不多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在唐人传奇中很难遇见的形象，表现出袁郊把握复杂性格的才能。就文辞言，《甘泽谣》亦骀宕从容，有如轻裘缓带，风度宜人。比如托名陶岘写的那首诗，即颇有韵味，尤其是“鸦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根秋水明”二句。清徐增《而庵诗话》曰:“夫鸦翻枫叶，而动者却是夕阳，鹭立芦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禅家三昧!”^[26]

也许应该一提的是，《甘泽谣》八篇作品，每篇都涉及音乐。魏先生(《魏先生》)究心乐章，素娥(《素娥》)通晓音律，陶岘能定八音，李泌(《懒残》)精通呗唱，韦驺(《韦驺》)善于长啸，圆观贯通音律，红线善弹阮咸，许云封善于吹笛。袁郊对音乐如此钟情，这在传奇作家中大概没有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