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意为小说”的诸种表征

在艺术追求方面，这一时期的传奇创作加强了“有意为小说”的倾向，并在传、记辞章化方面臻于胜境。其间若干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总结。

所谓“有意为小说”，其内涵之一即有意虚构，着力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幻想世界。这具体呈现为三点:

其一，不拘束于“古书”的虚构，而向唐代的生活寻找灵感。著名的例子即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恋爱。“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41]他们以帝王后妃为幻想对象，附会修饰，曼衍滋繁，其摆脱羁绊的倜傥风度，在后世很少有人企及。

据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沈亚之《秦梦记》也是据真人真事而想像发挥的。当时有一位西河公主，初嫁吴兴沈翚，生一子，沈死后，再嫁郭子仪的孙子郭。^[42]弄玉再嫁，与西河公主正相仿佛。沈亚之将自己虚拟为弄玉的后夫，也够天真放肆的了。

其二，虚构故事，目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用来寓劝惩。李公佐如此，沈亚之亦然;牛僧孺则将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以至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批评他的作品“但可付之一笑”，^[43]纪昀也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他的传奇集“无关风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44]其实，关注想像自身的魅力，这种小说观应该得到鼓励。

其三，勇于幻设，不在乎是否合乎日常情理。《玄怪录》、《通幽记》一再描述“神仙感遇之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曾就这一现象发表意见:“古来传记所载，有寓言者，有托名者，有借抒恩怨者，有喜谈诙诡以诧异闻者，有点缀风流以为佳话者，有本无所取而寄情绮语，如诗人之拟艳词者，大都伪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灵狐，花妖狐魅，而无一神仙。其称神仙必诡词。夫神正直而聪明，仙冲虚而清静，岂有名列丹台，身依紫府，复有荡姬佚女，参杂其间，动入桑中之会哉?”^[45]这是说牛僧孺、陈劭的构思显系“诡词”，违背生活逻辑。《玄怪录·元无有》一篇叙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四物吟诗，也被纪昀批评为“荒诞”不可信。而不求见信于人，这正是牛僧孺所以超逸群伦之处。

小说中穿插诗歌，这在六朝志怪中也偶尔能够见到。如《拾遗记》卷一叙帝子与皇娥并坐，皇娥倚瑟而歌;初期唐人传奇中穿插诗的现象又多了一些。盛期唐人传奇所取得的进展尤为可观:第一，诗的创作与传奇的创作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联手的盛况出现了: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歌传》;元稹作《莺莺传》，李公佐作《莺莺歌》;此外，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作《李娃行》。叙事诗与叙事的传奇相呼应，其结果之一是小说的抒情色彩分外浓郁。如果说《长恨歌》是一首小说化的诗，那么，《长恨歌传》就是一篇诗化的小说。第二，产生了像沈亚之这样以“诗才”为主要凭藉而进入传奇领地的作者，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三，诗在性格刻画和情节发展中的作用更大了。比如《莺莺传》末尾，莺莺已嫁给他人，张生旧情不断，想再见她一面;莺莺知道张生的意思后，写了一首诗以“谢绝”他:“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既抱怨张生，又对张生未能忘情，因相爱而体谅，并没有激烈地予以斥责。自行挣扎，自承痛苦，莺莺的人格有些像古诗中的焦仲卿妻。

把史家的传、记与注重描写的辞赋结合起来，在六朝志怪中偶然也能找到先例，如《搜神记》卷一《弦超》、《拾遗记》卷七《薛灵芸》等;初期唐人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等已着意于风景的摹绘。但盛期唐人传奇的收获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骈散兼施的描写，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的表现力。《柳毅传》、《长恨歌传》、《玄怪录》等的文笔均是第一流的。而沈亚之的“怪艳”，《玄怪录》的诙诡，尤别具风味。传、记辞章化，揭开了传奇小说史的新篇章。

【注释】

[1]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序列，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2]赵瞞:《因语录》，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李肇:《唐国史补》，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程毅中等认为《东城老父传》是陈鸿祖的作品，参见程毅中:《古小说简目》，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44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8]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803～8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12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57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宋无名氏《宝刻类编》卷五收《阳翟县厅记》一文，是许尧佐元和十四年五月的作品。

[13]李白著，鲍方校点:《李白全集》，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4]赵嘏著，谭优学注:《赵嘏诗注》，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沈籧:《旧唐书》，4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王性之是将元稹与张生混为一谈的。

[17]赵令:《侯鲭录》卷五。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75页～20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宋王性之《传奇辨正》、赵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引用时都称《传奇》。

[19]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续修四库全书》699册)，1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0]转引自汪辟疆《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叙录。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289页，此语实出《唐人说荟·红线传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1]参见《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出《唐阙史》)。

[22]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14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

[23]《太平广记》卷四七四《卢汾》(出《穷神秘苑》)一则，篇首冠以“《妖异记》曰”，程毅中认为《妖异记》“似北朝人所撰”，参见程毅中《古小说简目》，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论《古岳渎经》，有云:“此文出唐小说，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赝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它为戏耳。罗泌《路史》辩有无支祈，世又讹禹事为泗洲大圣，皆可笑。近衡岳禹碑盛传，其文体稍古，然与虞、夏诸书迥不类，恐亦好事所遗也。”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1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1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6]《三梦记》的著作权尚有争议。如黄永年《〈三梦记〉辨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以为，白居易诗《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元稹诗《梁州梦》均未提及行简，且白诗并未提及曲江慈恩，可证《三梦记》非白行简作;李剑国以为，除第三梦张氏女事为伪托外，前两篇确系白行简之作，详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34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9]汪辟疆:《唐人小说》之《李章武传》叙录，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7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1]褚人获:《坚瓠集(第二册)》，七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19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3]汪辟疆:《唐人小说·玄怪录》按语，2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4]汪辟疆:《唐人小说·玄怪录》按语，2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6]朱熹:《朱子语类》卷九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赵颜卫:《云麓漫钞》，111页，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9]《唐人说荟·例言》引洪迈语，见程国赋编著:《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0]参见拙文:《元?〈莺莺传〉辨》，见《江海学刊》1993年第4期，153～156页。

[4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2]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15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4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7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4]永誽等:《四库全书总目》，1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45]纪昀:《阅微草堂笔记》，1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