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的热烈关注

这一时期传奇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在产生了一批直抒出世情怀的作品，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都以隐逸号召世人。

《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所抒写的出世情怀，在唐以前，一向由其他体裁来承担，比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咏怀》诗，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并序》等。沈既济、李公佐率先“假小说以寄笔端”，确乎别开生面。

对私人感情生活的描写更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

其一，男女恋情具有了更多自由、浪漫的色彩。初期传奇中的《离魂记》，王宙与倩娘有过非正式的父母之命，这样，他们的感情仍是一种婚姻架构内的感情，而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责任比感情更加重要。他们维持到生命终点的正式夫妻关系更强化了这种伦理意味。相形之下，《柳氏传》之柳氏，《李章武传》之王氏子妇等，其行为则自始至终不以婚姻为归宿。柳氏以李生之幸姬，而属意于韩翊;一度被沙吒利“宠之专房”后，又重与韩翊聚首。她与韩翊之间，始终不存在正式的夫妻关系，维系二者的纽带是“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的浪漫情怀。就连身为玄宗妃子的杨玉环，传奇写她的痴情也主要是在她死后——那时她与玄宗之间已不存在现实的婚姻关系。迷恋于夫妻生活之外的爱，而且把这种爱写到铭心刻骨的程度，这是一个特点。

其二，作家们开始以深刻的悲剧意识来感受这种伦理架构之外的恋情。唐人传奇写夫妻关系之外的恋情，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这种恋情不对婚姻造成危害或妨碍。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一个事实:霍小玉从未要求达成为李益的妻子，崔莺莺也对张生的“始乱终弃”表示一定程度的谅解。这样一种恋情，其归属不是婚姻，也不与婚姻相冲突。可以说，它既不是合道德的，也不是反道德的，而仅仅是一种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插曲的感情生活，因而并不重视。耐人寻味的是，唐人传奇却给了它一席不容忽视的位置:爱情的缺憾与人生的其他挫折如仕途之贬谪、家庭之变故一样，足以使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初期传奇中的《离魂记》，已约略涉及男女情人被迫分开的“郁抑”、“悲痛”。而许尧佐《柳氏传》在处理一对情人暌隔的情节时，虽寥寥数语，却深沉悲怅。《李章武传》叙李章武与王氏子妇亡魂离别，《霍小玉传》写霍小玉对李益的期待，无不感人至深。《莺莺传》和《长恨歌传》也充溢着悲剧意味。^[40]

《柳毅传》、《崔书生》等写的是神女、仙女与凡人之间的恋情，但他们也不例外地承受了巨大的失去情人的痛苦。就社会性而言，玉卮娘子与霍小玉等属于同一类型:玉卮娘子虽是一位女仙，但并非居高临下地出入于人世，倒是委屈求全时居多。“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她并不计较;崔母怀疑她是狐魅，玉卮娘子即伤心地向崔生辞行。她与《柳毅传》的龙女有几分相似。

盛期传奇中的豪侠义士是一类情怀壮烈的大丈夫形象，在他们身上，较多寄寓了作者追求崇高人格的情愫。其中，许俊和黄衫豪士以打抱不平为特色;冯燕则展开“好汉做事好汉当”，宁可自己去死，也不使他人受冤的光明磊落的胸襟;谢小娥矢志报仇，以女性而洋溢出豪侠气息;郭元振勇于拯人于水火，不计利钝成败;柳毅虽为儒生，却也充分地弘扬出豪宕之气。这些形象的出现，标志着豪侠在唐人传奇中已成为主角之一。

此期传奇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其形成不是偶然的，而与作家们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振奋但也不会使人顿足捶胸的时代。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早已平定，士大夫阶层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震荡后，已不再如李白等人那样，把建功立业作为首要的追求;他们不再有那种天真烂漫的憧憬。与其关注广阔而虚渺的外在功业，不如退回到个人生活、自我心灵的一隅，品味日常的失意与玫瑰色的爱情。他们较少愤怒，更多的是叹惋，甚至在面对自身的人生挫折时，他们也偏于叹惋。他们摆脱了对功业的沉醉与迷恋，但并没有厌倦人生，相反，倒是多了几分对日常享受的兴趣与智慧。他们的情感由盛唐的豪迈激越一变而为中唐的光怪陆离、温婉细腻。这种与日常人生享受相伴随的浪漫情怀，正是历史家视为“无关大体”的那一部分。他们看重“无关大体”的恋情题材、豪侠题材和隐逸题材，其原因即存在于这一事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