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牛僧孺《玄怪录》

牛僧孺(780～848年)，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东北)人。永贞元年(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808年)贤良方正科对策第一。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时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宗时，与李宗闵相结，权震天下，时称“牛李”。与李德裕交恶，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武宗时贬循州刺史。宣宗立，召还，为太子少师。卒赠太尉。僧孺少负才名，工诗，与白居易、刘禹锡均有唱和。诗集散佚，《全唐诗》仅录存十余首。性喜志怪，著传奇集《玄怪录》。

《玄怪录》原书十卷，久佚。《太平广记》中注明“出《玄怪录》”者共三十一则，但其中《淳于矜》一篇，实出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窦玉》、《齐推女》、《崔绍》则是误落“续”字而将李复言《续玄怪录》注成了“出《玄怪录》”。现存明陈应翔刻本题《幽怪录》，分为四卷，共四十四篇，其中《尼妙寂》、《王国良》二篇应是李复言的作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艺林学山一》:“牛僧孺所撰，本名《玄怪录》，近时乃竞刻为《幽怪》，不知始于何时。观用修所引，则弘正间已误矣。”^[32]今人程毅中以陈应翔刻本为基础，整理出《玄怪录》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与《续玄怪录》合编)，共五十八篇，不完全是牛僧孺的作品。

牛僧孺所处的时代，传奇作者云起，“史才如沈既济、陈鸿，文人如白行简、沈亚之，一时兴到，偶记毫素”，“往往假小说以寄藻思”。^[33]牛僧孺与其他作者一样，“显扬笔妙”是其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沈既济、李公佐等不肯坦率承认“事状之虚”，时常言之凿凿地交代故事来源，以掩饰“幻设”之迹;而牛僧孺却“于显扬笔妙之余，时露其诡设之迹。如其书中之《元无有》一条，观其标题命名之旨，已自托于乌有亡是之伦”。^[34]胡应麟断言“唐人乃作意好奇”，《元无有》是其立论的重要依据。

牛僧孺是一位自成风格的传奇作家。其《玄怪录》特点分明，不难一一指出:

其一，想像自身的美感魅力是他关注的核心，而不大讲求寓意。幻设为文，六朝已形成风气，如阮籍《大人先生传》、陶潜《五柳先生传》等，概以寓意为主，文词为辅。唐代的一些传奇作品，如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虽然“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35]但其中包含的人生感慨也是重要的。牛僧孺却根本不在乎寓意的有无，他似乎彻底陶醉在想像的乐趣中了。

可以举一个例子。《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强调“大与小”、“长与短”的对比，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想像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的人生见解。牛僧孺也多次写到“大与小”、“长与短”的相对性，目的仅是“假笔墨以寄才思”。《岑顺》(《太平广记》卷三六九)叙金象军与天那军对阵:“其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阶列阵。”《张佐》(《太平广记》卷八三)叙薛君胄的两耳中跳出二童子，二童子的耳朵中有兜玄国，按照薛君胄的推论:二童子仅“长二三寸，岂复有国土?倘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事实却与推论截然相反:兜玄国与中国大小相当;其人身高也跟薛君胄不相上下。《侯?》(《太平广记》卷四百)叙一老翁“尽取?妓妾十余人，投之书笈，亦不觉笈中之窄”。《巴邛人》(《太平广记》卷四十)叙“轻重亦如常橘”的“二大橘”中，“每橘有二老叟”。大与小的区别不再存在。牛僧孺构拟这些情节，意在炫奇耀异，并不打算寄寓什么见解或感慨。

想像的魅力有赖于对奇异境界的富于睿智的展示。牛僧孺能以不多的文字便将读者带入奇异的境界。如《元无有》(《太平广记》卷三六九):“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在简括的环境描写中，突出荒凉的一面，这就为物怪的出场提供了背景，而一个“忽”字，更类似于电影的迅速变换镜头，增强了奇异感。与此相近，《崔书生》开头的描叙，则致力于渲染暮春景致的诗意，为女仙的光降做了铺垫，随后，也是用一个“忽”字，让玉卮娘子神秘地出现在崔生眼前。“忽”经常被牛僧孺用于小说中，他无疑意识到了“倏然而来”、“倏然而往”带给人的神秘莫测之感。《朱子语类》卷九九说:“神自是急底物事，缓词如何形容之!”^[36]神如此，怪亦如此，描述神、怪的作品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写出其特征。

增强想像的美感魅力，另一方式是使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一个人来到陌生的世界，对他来说，所有的人物、事件、场景都是不清晰或不完全了解底细的。元无有不知道那吟诗的四人究竟是谁，刘讽也不了解那一群女子。以元无有、刘讽的眼睛去反映和观察一切，其效果之一是有意不给读者以清晰感，有意不使真相在读者面前大白。模糊有其自身的价值，它有助于产生神秘的氛围和制造悬念，从而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潜伏在背景上的隐约可见的影子会产生恐怖和可畏的气氛，只让读者隐约可见的志怪天地则使它更加怪幻。牛僧孺的叙事技巧是高明的，而在叙事技巧方面最为精致、复杂、讲究的小说当属《张佐》。

其二，牛僧孺创作传奇，除了关注想像自身的美感外，还热衷于借此显露才藻。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玄怪录》是牛僧孺年轻时用来“温卷”的作品，旨在表现他的“史才、诗笔、议论”。^[37]《玄怪录》的写作时间还可讨论，但牛僧孺热衷于以传奇“显扬笔妙”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促使他在下述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玄怪录》中托名小说人物所写的诗，即景抒情，颇有韵味。如《张佐》之薛君胄，“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绝非凡品。

牛僧孺广泛吸取辞赋、史传、民间文学等的营养，一方面继续推进传、记的辞章化，另一方面努力吸纳民间文学的优点。比如，他对女郎谈谑口吻的摹拟，便取得了在唐代首屈一指的成就。《刘讽》(《太平广记》卷三二九)以几个妇女的谈话为小说主体。作者并不一一介绍其姓名、身份、性情，读者却能真切感受到她们谈话的气氛和各自的神情。

其三，牛僧孺颇为留意人物性格的塑造。比如《崔书生》(《太平广记》卷六二)写崔书生与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的恋情。崔书生涉世未深，天真而浪漫。他在逻谷口养花，“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这个倏然而来的玉卮娘子，行踪颇有些诡秘，却根本没引起崔书生的警觉，他关心的只是“女有殊色”，只是如何去亲近她。崔母则阅历丰富，精明而务实。媳妇进家门一个多月后，“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这便引起了崔母的不安。因为，这不像普通人的作为。小说两用“忽”字，对比着写出崔书生与崔母的不同反应，笔力健拔。

《郭元振》(见《说郛》)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颇见功力。这是一篇侠义故事。《古今说海》题作《乌将军记》。写郭元振诛除猪怪、拯救民女的事。他听说乌将军逼迫当地居民每年“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当即义愤填膺，发誓要救出处于绝境的少女。这种不计利钝成败的精神，正是典型的豪侠情操。小说还强调了郭元振高于流俗的识见。他为民除害，愚昧的乡人非但不感激他，反憎恨他“伤我明神”，要杀之“以祭乌将军”。郭元振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强理天下乎?”“使诸侯渔色于国中，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汝呼将军者，真明神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这些话，不仅说得有理，令乡人“悟而喜”，还隐隐以替天行道者自居，暗示他必将飞黄腾达，与结尾处的“公之贵也，皆为大官之位”呼应，一石双鸟，文简意丰。

《郭元振》围绕“利”设计了一连串互相映照的细节。少女之父，“利乡人之五百缗”，竟忍心将女儿献给猪怪;郭元振救出少女，乡人凑钱酬谢他，“公不受”。少女恨父母之贪利薄情，感郭公之仗义疏财，宁肯做妾也要嫁他。这就从不同侧面凸显出了郭元振不同凡俗的形象。

《玄怪录》是伴随着单篇传奇的盛行而问世的传奇集，也是唐代最为显赫的传奇集。它所以盛行一时，与牛僧孺艺术上的刻意探索是分不开的。在其直接影响下，薛渔思《河东记》、张读《宣室志》、李复言《续玄怪录》等陆续问世。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38]这一特点在《玄怪录》中已经比较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