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1.12.3.5 5.白行简的传奇小说

5.白行简的传奇小说

白行简也是这一时期传奇作品较多的作家。他在小说史上的影响,虽比不上李公佐,却超过了沈亚之。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将白行简、李公佐、沈亚之、陈鸿同归于“卓异”一类。

白行简(776~826年),字知退。先世太原人,迁居下絡(今陕西渭南)。诗人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807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有诗文集二十卷,今不存。两《唐书》皆附见《白居易传》。《旧唐书》称他“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其传奇现存《李娃传》(《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收入)、《三梦记》二篇。[26]

《李娃传》是与元稹《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成就相当的名作。《类说》本《异闻集》节录此文,题作《Ü国夫人传》,也许是原名。写荥阳公子郑生耽恋名妓李娃,囊空财尽,流落凶肆。偶为其父荥阳公发现,恨其有辱家门,鞭挞几死,遂以乞讨为业。后为李娃相救,砺志读书,应试高中,与李娃结为伉俪。

李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她以“阖一扉”、“凭一双鬟青衣立”的姿态亮相,亦即元稹《李娃行》所写的“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倚门卖笑,意在“诱引宾客”。涉世未深的荥阳郑生轻易便被她吸引住了。她当然也喜欢郑生,但洞明世事的李娃明了她与郑生之间的关系,一是嫖客,一是妓女,两人的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她眼看着郑生“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并不阻止。在郑生“资财仆马荡然”时,她一方面“情弥笃”,另一方面又并非被迫地和鸨母一起,设计将郑生逐出了妓院。她主动熄灭了自己的爱情之火,这对郑生是冷酷的,对她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她不觉得有负于郑生,在她看来,财与色的交换是等价的。她以色谋生,只能如此。

但她内心里一直潜伏着对郑生的爱。因此,当沦为乞丐的郑生在门外疾呼“饥冻之甚”时,她一下就辨别出来,并立刻“连步而出”。郑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的情形使她震惊。她痛感对不起郑生,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恢复郑生的健康与社会地位,并不顾鸨母的阻止,毅然赎身与郑生同居。她的计划一一实现了:卒岁,郑生“平愈如初”;“二岁而业大就”;更一年,“遂一上登甲科”,继“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

李娃为郑生所做的一切,并不含有功利的考虑。如果一个妻子这样做,其中可能包含了为自己着想的因素;李娃是妓女,在那个年代,她绝不会想到嫁给郑生。现实没有这样的可能。因此,当郑生功成名就之时,她主动提出永远离开郑生,还劝郑生“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李娃是清醒的,并因其清醒而显得格外高贵。

郑生则是一个幼稚单纯的世家公子。他不谙世事,选择老练的李娃为初恋对象,经常受骗却一无所知。为了将他逐出妓院,李娃骗他说:“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又不是夫妻,求什么子嗣?而郑生竟“不知是计”。

“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是郑生性格的另一侧面。即使是做挽歌郎,他也能出类拔萃。东肆与西肆较阅哀歌一段,层层烘托,成功地渲染出了郑生的气质风度。

《李娃传》以其复杂而真实的人物性格和新颖的情节在小说史上占据了不可磨灭的地位。清末诗人陈衍《为林琴南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曾将茶花女与李娃并提,写出了“D国夫人定前身”的诗句。郑生也很早就成为掌故型人物。宋陶谷《清异录》卷上《人事门》:“或曰:‘不肖子倾产破业,所病不瘳,其终耐何?’司马安仁曰:‘为郑世尊而已。’又问:‘何谓?’曰:‘郑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几为馁鬼,佛世尊欲与一切众生结胜因缘,遂于舍卫次第而乞。合二义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谁当乎?’”[27]《李娃传》故事,在元代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在明代又被薛近兖扩充为传奇剧《绣襦记》;至于小说、戏曲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模式,当亦滥觞于此。

《三梦记》共三则,每则记一梦。第一则是“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第二则是“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第三则是“所谓两相通梦者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所说,“皆叙述简质,而事特瑰奇”。[28]

第一则叙刘幽求事,尤富情味。刘幽求夜归,经过一座佛堂,看见妻子与许多异性一起共食语笑,幽求以瓦砾投之,人群顿时消失。回到家,妻正睡觉。其妻云,她梦与众人在殿庭聚餐,有人从外投进瓦砾,遂醒。

刘幽求妻在梦中与人“儿女杂坐”,并“在坐中语笑”,颇有心理研究的价值。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无论男女,是单婚而兼多恋的,他们只愿意有一次永久的婚姻,而同时希望这种婚姻关系并不妨碍他或她对于其他异性发生吸引,固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引力和在婚姻以内所经验到的引力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同时他们大都知道,把这种引力多少加以控制,使不至于推车撞壁,是必要的。中国传统诗学由此提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发乎情”,这是人的本性——一个人在婚姻以外不对其他异性发生和表示爱慕,不大可能;“止乎礼义”,这是文化规范——发生和表示爱慕,应当把握好分寸,不能超过限度。刘幽求之妻的梦境既显示出多恋倾向,而又没有过分;刘幽求坦然地对待妻子的梦,近情近理,不作诛心的苛求。

刘幽求一则极为唐人所艳称:《河东记·独孤遐叔》(《太平广记》卷二八一)、《纂异记·张生》(《太平广记》卷二八二)均祖述其意,而扩其波澜。后世如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五卷《独孤生归途闹梦》、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凤阳士人》等,也都同出于一源。

第二则叙元稹和白居易精诚相感。大意是说: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外(今四川一带)。十多天后,白行简与白居易等人同游曲江,遍历慈恩佛舍,傍晚在李杓直家饮酒。席间,白居易推断微之已到梁州,兴之所至,在屋壁上题诗一首:“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这一天是二十一日。又过了十多天,适逢梁州来使到达,捎来元稹的信,信后附有《寄梦诗》一篇:“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属吏唤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梁州。”时间也是二十一日。白行简感慨道:“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

上面这个故事,并不是虚构的佳话,而是真实的事件。白诗收入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四,题为《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元诗收入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七,题为《梁州梦》。他们的友情如此深厚,以至精诚感应,“千里魂交”,真令人向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