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元稹《莺莺传》

唐代以现实的浪漫事迹为题材的传奇，最为盛传的当数元稹的《莺莺传》(《太平广记》卷四八八收入)、蒋防的《霍小玉传》(《太平广记》卷四八七收入)。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和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其诗号“元和体”。所作多谱入弦歌，流传宫禁，当时宫中称他“元才子”。早年任监察御史，因不满于宦官仇士良等人，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和十四年还京为膳部员外郎，转而借重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等的援引，历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以工部侍郎拜相。与裴度不和，次年出为同州刺史，移浙东观察使。唐文宗太和五年，卒于武昌节度使任上。今存《元氏长庆集》六十卷。两《唐书》皆有传。

元稹擅长古今体艳诗及悼亡诗。中国的古典诗，由于“礼法顾忌”的缘故，不敢多写男女关系。非正式的男女关系尤其不宜细加描述。元稹大胆进入这片前人较少涉足的领域，坦率抒写他作为当事人的情感，并取得了较高成就。这是他能够创作出《莺莺传》的条件之一。

元稹还是当时知名的古文作家。在现代一般人心目中，元和年间的文章正宗，非韩愈、柳宗元莫属，其实元稹、白居易的声望，在当时更高，《旧唐书》元稹、白居易合传说:“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其赞语又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15]这代表了中唐时期的流行见解。

元稹、白居易的古文，以详尽取胜，以至他们自己感到有失于繁缛，即白居易《和答诗序》所谓“词繁”。对于古文来说，繁缛的确不合适，但就传奇而言，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优点。这是元稹能写出《莺莺传》的条件之二。

《莺莺传》赋予莺莺的是名门闺秀的身份: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传奇由此出发，着力写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闺秀风范。初见张生，“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矜持得近乎傲慢。如她的丫环红娘所说:“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当她内心里爱上张生，还用“待月西厢下”一诗约张生私会，而张生果然跳墙而闯入西厢时，她并没有投入张生怀抱。那样做有失名门闺秀的身份。她反而显得比平时更为庄重，义正词严地吩咐张生“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而真实的原因是她害怕行为不得体。

但莺莺又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多情少女，即红娘所谓“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因此易于为张生的“喻情诗”所动。就在“赖简”后数日，她终于克制不住对张生的钦慕而与他私下结合了，“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张生则是“多春思”的“风流才子”。他追求的是“物之尤者”，是不寻常的美色。一种渴慕之情使他忍受不了“因其德而求娶”的漫长程序，于是选择了“非礼”的途径来追求莺莺。这似乎有些轻佻，但这种事在当时是不算过错的，只要“为之者不惑”就行;或者如宋王性之《传奇辨正》所说:“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然名辈风流余韵，照映后世，亦人间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鲜也。”^[16]《莺莺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传奇，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莺莺传》的结局多次引起争议。宋代的何东白说崔、张“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感到传奇的收煞太突然;但逍遥子(可能即赵令)认为，元稹已比较充分地写出了张生与莺莺不得已而分离的悲剧性情感:“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已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17]在他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有情人，惟其如此，他们“终至相失”的结局才是悲剧性的。这个看法，导致了后世崔、张故事的两种结尾设计:一以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为代表，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以《不了缘》杂剧为代表，让崔、张永远处于不能相见的痛苦思念之中。这些情况表明，崔莺莺在后世读者中所引起的关注是别的小说人物所不能比拟的。

《莺莺传》又名《传奇》，也许它的原名就是《传奇》。^[18]后世因为文中有《会真诗》三十韵，又称《会真记》。这篇传奇约作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当时杨巨源写了《崔娘诗》，李绅写了《莺莺歌》，传奇与诗相辅相成，开创了传奇创作的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