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偏重辞章的传奇(沈亚之的创作)

在唐代传奇小说写作中，辞章化程度最高的，非沈亚之莫属。

沈亚之，字下贤，生卒年不详。吴兴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沈亚之集”条对其生平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元和十年(815年)进士。泾原李汇辟掌书记。为秘书省正字。长庆初，补栎阳尉。四年(824年)，为福建团练副使，事徐晦。后累进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太和三年(829年)，柏耆宣慰德州，取为判官。耆罢，亚之贬南康尉，后终郢州掾。亚之以文词得名，狂躁贪冒，辅耆为恶，故及于贬。常游韩愈门，李贺、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亦当时名辈所称云。”李贺在《送沈亚之歌》中称他为“吴兴才人”。他的传奇今存《冯燕传》、《异梦录》、《湘中怨解》及《秦梦记》。写于元和至太和年间。据说《感异记》(一题《沈警感异记》)也是他的作品。

《湘中怨解》(《太平广记》卷二九八题作《太学郑生》)旨在显示作者的诗赋才情。据沈亚之在文末交代，其目的是要写出一篇足以和南卓《烟中志》匹敌的作品。南卓是沈下贤的同时代人，其《烟中志》已佚，明抄本《绿窗新话》曾节引其文:

越溪渔者女，绝色能诗，尝有句云:“珠帘半床月，青竹满林风。”有谢生续云:“何事今宵景，无人解与同。”女喜而偶之。后七年，春日忽题云:“春尽花随尽，其如自是花。”并谓生曰:“逝水难驻，千万自保。”即以首枕生膝而逝。后二年，江上烟波溶癢，见女立于江中，曰:“吾本水仙，谪居人间，今复为仙，后倘思郎，复谪下矣。”

沈亚之青睐这篇流传于世的作品，并有意与之争胜。《湘中怨解》的情节与南卓的叙述相似，无甚新奇，但沈亚之补撰的《风光词》，确如作者自己所说:“其词丽绝，世莫有属者。”足以与南卓之诗一竞高低。

《湘中怨解》长于渲染凄迷的氛围。郑生初见汜人，便是在一片晓月朦胧的背景下，缥缈、神秘，仿佛一切都失去了鲜明的轮廓。数年后，汜人与郑生告别，“相持啼泣”。她原本是“湘中蛟宫之娣”，现在谪限已满，要回去了。又过了十几年，适逢上巳日，郑生全家登岳阳楼张宴:

乐酣，生愁吟曰:“情无垠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舻浮漾而来。中为彩楼，高百余尺，其上施帏帐，栏笼画饰。帷褰，有弹+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霓，裙袖皆广长。其中一人起舞，含闥凄怨，形类汜人。舞而歌曰:“?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袅绿裙。荷拳拳兮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舞毕，敛袖，翔然凝望。楼中纵观方怡。须臾，风涛崩怒，遂迷所往。

据说清沈德潜在汉魏诗中格外推崇这样几句:“步出东门行，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而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最使人感动的无疑是最后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它们都在表面空荡的场景中，蕴含了无限丰富的向慕与期待。而这也是《湘中怨解》给读者的感受。

《异梦录》(《太平广记》卷二八二题作《邢凤》)所记是一个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有一段梗概相近的记载。

《异梦录》的做梦者不是“士人”而是“无他能”的“帅家子”邢凤，他是陇西公的朋友。而沈亚之曾于元和十年“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亲耳听陇西公讲述邢凤的“异梦”。随后在朋友们的怂恿下，写下了这篇传奇。作者娓娓动听地向读者叙述创作经历，又采取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不仅使情节的推进、场面的转换比较自由，便于将叙述、描写、议论打成一片，也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记完邢凤的异梦，沈亚之又记录了姚合讲的另一个类似的故事，给小说增添了几许余韵。

《异梦录》描写人物，历历如绘，富于立体感，尤其注重渲染人物的诗人气质。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邢凤与丽人相赏于形迹之外，分别时，“美人泫然良久”。自然，她的伤感，首先是由于《春阳曲》唤起了她对往日生活的忆念:九年过去了，当年父母教给她的弓弯舞已差不多“忘却”;然而，年年春色如故，物是人非，如何能不伤心，能不“断肠”?以这个富于诗人气质的女性作为传奇的中心，小说也充盈着哀怨的诗意。

《秦梦记》(《太平广记》卷二八二题作《沈亚之》)是沈亚之的代表作。弄玉在传说中是永远年轻美丽的女仙，沈亚之却设想:萧史已先于弄玉而死;秦穆公于是招沈亚之为驸马，一年后，弄玉“忽无疾卒”，沈亚之为她写了墓志铭和挽歌，出宫还家。沈亚之的梦到此就醒了。这种随意拿神仙开玩笑的想像，与张荐《灵怪集·郭翰》相似;而梦中娶公主，又接近于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至于写挽歌的情节，则是模仿《异梦录》所记王炎梦中为西施写挽歌的故事。转益多师，意在翻新。故汪辟疆《唐人小说》本篇叙录说:“此事本极幽渺，而事特顽艳。吴兴嗜奇，一至于此。”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曾从命意上批评《秦梦记》，其言曰:“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托之韦郎;无双事，托之仙客;莺莺事虽元稹自叙，犹借张生为名。惟沈下贤《秦梦记》、牛僧孺《周秦行纪》、李群玉《黄陵庙诗》，皆揽归其身，名检扫地矣。”^[6]今人李剑国不满于这一说法，反驳道:“亚之自叙艳遇，非同张文成之《游仙窟》，心存猥念，自赋风流。亚之遭际穷蹇，数举而始中一第，从事边府，正字秘书，作尉栎阳，至长庆四年始擢团练副使，时已四十余矣。太和元年罢归游，感朱紫无缘，遂托梦以纾其闷。然得妻复失，见用被弃，明富贵难久，用泄其愤，亦犹《南柯》、《枕中》之意也。所谓‘人间春月正怀乐，日暮东归何处去’，其情可见。后村讥以名检扫地，未测其旨耳。”^[7]这两种意见，过分着眼于小说的立意，似乎拘谨了些。大概沈亚之本人也感到构想太“奇”，所以在文末煞有介事地设问:“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

《秦梦记》旨在写出人类那种面对生离死别的悲剧性感情。弄玉是美丽的，弄玉的才艺也非同寻常。生命的花卉本应在天地之间怒放，而如今，她凋谢了，被掩埋在潮湿的泥土中。她的“芳姝明媚”，她的“声调远逸，能悲人”的箫声，都永远消逝了。她将与草、虫为伴。此情此景，活着的亲人该是何等悲伤!小说叙沈亚之送葬归来，“以悼怅过戚”而大病一场，从感情的角度看，是真实的。秦穆公送别沈亚之一幕，也写得凄楚感伤。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人传奇小诗》云:“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千古、一字千金者。”^[8]所举四例中，有《感异记》一首及本篇挽歌之后四句“旧日闻箫处”云云，由此也可见出其小说的诗心及魅力。

《冯燕传》的风格异于前述三篇。冯燕是一名游侠少年。他与武官张婴的妻子私通。张婴酒醉归来，冯燕躲在一边，示意张妻将他遗留在枕边的头巾取来，以便他逃走。张妻却将枕边佩刀递给他。冯燕恨张妻对丈夫太无情，将她杀了。官府认定张妻是张婴所杀，判张婴死罪。临刑时，冯燕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朝廷认为冯有义气，予以特赦。

这是唐代贞元年间发生在滑州的一件真事。沈亚之所采用的也是史家笔法:开头叙冯燕的出处，结尾附有作者的论赞，笔墨简洁。此外，《冯燕传》没有心理描写的成分，其中叙冯燕杀张妻，仅提到:“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巾而去。”唐司空图据《冯燕传》而写的《冯燕歌》，却展示了冯燕的心理活动:“冯君抚剑即迟疑，自顾平生心不欺。‘尔能负彼必相负，假手他人复在谁。’窗间红艳犹可掬，熟视花钿情不足，唯将大义断胸襟，粉颈初回如切玉。”^[9]这都说明，沈亚之严守史家矩?。

冯燕是被作为“古豪”来看待的。冯燕敢作敢当，胸怀坦荡，他的光明磊落，有助于读者摆脱委琐这一流行的“文化病”。沈亚之同时批评了冯燕私生活的不检点:“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这可视为这篇小说的副主题。

沈亚之是中唐古文作家之一，曾在韩愈门下十几年。他偏爱怪艳的风格。影响到传奇写作，不仅在题材选择上热衷于“叙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10]在琢句时也爱使用冷僻词汇和新异句法。

沈亚之还是中唐的重要诗人之一。《唐书·文苑传·序》称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皆班班有文;唐杜牧、李商隐集均有《拟沈下贤词》，可见他的诗自成风格。沈亚之的诗人气质，使他的传奇成为一种诗化的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多擅诗，《湘中怨解》中的汜人，“能诵楚人《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其调，赋为怨句，其词丽绝，世莫有属者”。《异梦录》中的“美人”，“好诗，而常缀此”。《秦梦记》中的沈亚之，索性就是作家本人。传奇以他们的名义，写了若干首诗，均堪讽诵。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沈亚之的传奇，其美感魅力的主要来源是诗一样的情调和氛围。如《异梦录》记陇西公所述邢凤之“异”，既不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没有一般传奇的悲欢离合)，也不以性格刻画为重点(邢凤与丽人的个性均甚模糊)，而着力渲染的是一片凄迷渺茫的氛围:沈亚之笔下的古装丽人、情调哀婉的《春阳曲》、舞罢“美人泫然良久”的表情，以及她杳如黄鹤去无踪的行迹，都足以诱发怅惘的意绪，字里行间流荡出一股若吊古、若感时的气氛。同样，他的《秦梦记》虽安排了沈亚之在梦中娶秦穆公女儿弄玉的情节，但对这段“驸马”生活并未花费多少笔墨;在少量的记“驸马”生活的笔墨中，写“乐”更少，倒是着意点出弄玉“喜凤箫，每吹箫，必下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的特点。以“悲人”为情绪基调，重点记沈亚之的一首挽歌、一篇墓志铭、二首与秦穆公及宫人的别诗以及这些作品所引发的感伤情调。悼亡、伤别，这些本属于古典诗的题材，就这样进入了传奇小说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