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陈鸿的传奇小说

陈鸿，字大亮，生卒年不详。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登太常第，长庆元年(821年)为虞部员外郎，太和三年(829年)官尚书主客郎中。撰有《大统纪》三十卷，今不存。其《长恨歌传》自云家住銩稨(周至)，可能是这一带的人。他的传奇，现存《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4]

《长恨歌传》是为白居易《长恨歌》写的传，但二者仍有一些区别。《长恨歌》集中渲染“风情”，而《长恨歌传》则多了几许盛衰之感。以“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开始，用“时移事去，乐尽悲来”转折，再由“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过渡到结尾，吊古伤今的惆怅情绪贯串始终，表现了对人世沧桑的敏感。

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愈深挚，愈美好，它的被毁灭也就愈能引发读者的悲剧感。《长恨歌传》写杨贵妃的得宠，一因“殊艳尤态”，一因“才智明慧”;而玄宗对她的钟情，已达到“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而“无顾盼意”的程度。这就保证了李、杨爱情的纯洁。杨贵妃死后，传奇集中笔墨描写他们死抱痴情的精诚，缠绵哀怨，一往情深。

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也有畸形的一面。这是由其特殊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玄宗因宠眷杨妃，沉溺于朝欢暮乐的生活，不理朝政，封杨妃姊妹为“国夫人”，又任用其兄杨国忠为右相，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李、杨爱情本身就埋下了爱情被毁灭的种子:翠华南幸，一场兵变发生了，杨贵妃被缢死。这是畸形爱情的畸形结果。

这种畸形结果，本质上反映了人性与文化规范(或社会)的冲突。《红楼梦》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引申开来，皇帝多情，亦是亡国的根本。杜甫曾在《北征》诗中把杨贵妃比拟为褒姒、妲己，赞赏陈玄礼发动兵变;而陈鸿则给予李、杨以较多同情。尽管他没有指责陈玄礼，但将杨妃之死点染得凄然欲绝，意在表明这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令人难以承受的悲剧。陈鸿推测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也将“多于情”、“感其事”置于首位，而认为“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只是副主题。

《长恨歌传》以帝王、后妃的爱情为题材，一向为人艳称。唐代的《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等书中也有不少关于玄宗、杨妃的片断，宋乐史加以排比润饰，撰成《杨太真外传》二卷。北宋郑仅作有《调笑转踏》十二首，第十首咏太真。元白朴《梧桐雨》杂剧、清洪癉《长生殿》传奇等，进一步扩大了这一题材的影响。

《东城老父传》以贾昌为传主，其人其事都是真实的。《李太白全集》卷二《古诗》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蒩，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据萧士A说，这首诗即为讽刺贾昌辈而作。李白对贾昌辈只有挖苦和不满，而陈鸿以贾昌为主角，其情绪就复杂得多。

这篇小说的盛衰感慨较《长恨歌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贾昌有过“富贵惊人”的岁月，以至当时的民谣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但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命运，过去的荣华富贵突然间像焰火一般消失了。“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

面对剧变的人生境遇，贾昌痛感人类的渺小。他并没有胡作非为，相反，他“忠厚谨密”，“敏于伎，谨于心”，小心翼翼地对待生活。然而，他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他事实上不能主宰自己。当他意识到人无论怎样努力，都可能突然陷入不幸时，他选择了出家为僧的道路，抛妻别子，在寂灭中去品味人生的辛酸。

盛衰无常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在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诗人们，反复涉及这一内容。如张籍《法雄寺东楼》、元稹《行宫》等。陈鸿则用传奇来抒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5]。

陈鸿以史笔作传奇，不尚繁缛，但个别片断亦文采烨烨，如小说写贾昌训鸡的得意神情和倜傥风度:“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袴，执铎拂道。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袭用辞赋的铺排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记辞章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