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沈既济的传奇小说

沈既济(约749～约800年)，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新唐书》有传，称他“经学该明”，有良史才。德宗朝宰相杨炎推荐他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后杨炎获罪，他也于建中二年十月(781年)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任礼部员外郎，撰有《建中实录》。其传奇小说今存《枕中记》和《任氏传》。

《枕中记》(《太平广记》卷八三题作《吕翁》)写卢生得到道士吕翁的一个枕头，枕之入梦，在梦中登第入官，历任显要，五十余年，饱享了人世的富贵荣华，也备尝失宠受辱的辛酸滋味，一觉醒来，主人的黄粱米饭还未蒸熟。他由此感悟到功名的空虚。

《枕中记》以枕中荣华为主线，其构思受到《幽明录·杨林》的启发，但谋篇布局更近于《列子·周穆王》:周穆王在梦中始则“数十年不思其国”，继而“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喜惧交错，卢生也是有时“大悦”，有时“惶骇不测”，情绪处于变动状态;周穆王醒来时，“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未清，肴未籢”，同样，“卢生欠伸而寤，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所以唐房千里《骰子选格序》将二者并提，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一《西极化人》也认为《列子·周穆王》为《枕中记》所本。

黄粱梦的故事，表达了沈既济富贵无常的人生体验。在他看来，追求荣华富贵虽然并没有什么过错，但飞黄腾达者却往往不得善终。在现实的人事纷争中，不仅到手的东西可能失去，说不定还会重演华亭鹤唳之类的悲剧。历史已不止一次地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而沈既济本人又在现实中体验到了:建中二年，贤相杨炎被贬崖州司马，随又中途赐死，沈既济也受到株连。于是，《枕中记》中出现了下述细节:卢生“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与其躁进而蹈汤火，不如站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之外。卢生的悟道，不妨说是沈既济的悟道。

沈既济在当时以史才著称。赵瞞《因话录》卷二:“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2]《枕中记》也为时人称道，李肇《国史补》卷下:“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3]似乎并不把《枕中记》看做传奇。确实，《枕中记》文笔简练，并寓有劝戒意味，与一般的传奇有所不同。

《枕中记》是一篇备受关注的小说。在唐代，晚于它的同一类故事还有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和无名氏《樱桃青衣》。后世将《枕中记》改编为戏剧者，元有马致远的杂剧《黄粱梦》，明有汤显祖的传奇剧《邯郸记》。至于“黄粱梦”或“邯郸梦”，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

《任氏传》是沈既济的另一名作(《太平广记》卷四五二题作《任氏》)。写狐精变化成美妇任氏，与郑六相爱。豪家子弟韦肶见之，惊羡任氏美艳，强施暴力。任氏坚拒不从，并晓以大义，赢得韦肶的敬重。一年后任氏随郑六西行，途中为猎犬所害。

狐化为美女，这是六朝志怪中常见的故事。《搜神记》卷十八《阿紫》比较典型地写出了狐精的两个特征，即畏犬和狐精幻化的美女对男子极具诱惑力。并非偶合，任氏也畏犬，她最终就是被犬咬死的;她也对男性富于魅力，即所谓“善蛊惑，使人迷惑失智”。郑六即使在弄清她是狐以后，仍“想其艳冶，愿复一见”;韦肶是“多获佳丽”的豪家公子，一见亦“爱之发狂”。但任氏与传说中的坏狐精又根本不同。

《任氏传》表现任氏的美貌，显示了卓越的写作技巧。写人物外貌，有两种途径，一是正面的工笔描绘，但“意态由来画不成”，效果并不理想;一是间接的渲染，写出“那美所激起的满意、倾倒、爱、喜悦，你就把美自身画出来了”。汉乐府《陌上桑》就是经由对行者、少年，甚至耕者、锄者为罗敷的外貌所倾倒的描写而烘托出其惊人之美的。《任氏传》将这一技巧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

肶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肶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肶之内妹，*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肶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肶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

在流动中表现美，美也更富于生气。后面还提到见多识广的市人张大，一见任氏，即惊为“天人”，进一步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

《任氏传》善以具体情节显现人物性格，而不依赖作者的抽象介绍。郑六初见任氏，便被任氏的美所吸引，但不明底细，“将挑而未敢”，只能“忽先之，忽后之”，一路相随;当他发现任氏也“时时盼睐，意有所受”时，这才以言相挑;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遂“相顾大笑”。郑六的“好色”轻率，任氏的带几分野性的爽朗，都鲜明如见。其他如韦肶的“豪俊有义烈”，写来须眉俱活。

《任氏传》的故事在金代被改编为诸宫调《郑子遇妖狐》，已佚。在清代戏曲中，崔应阶的杂剧《情中幻》和无名氏的传奇《情中幻》也铺衍这一题材。至于清《聊斋志异》中的大量可亲可近的狐女，可说是任氏的嫡传。

沈既济的《枕中记》和《任氏传》，在唐人传奇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标志着单篇唐人传奇的创作从此进入了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