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张荐《灵怪集》

《灵怪集》稍晚于《纪闻》。《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卷。作者张荐(744～804年)，字孝举，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游仙窟》作者张"之孙。大历末曾任史馆修撰兼阳翟尉，迁左拾遗、太常博士，贞元二十年病死于出使吐蕃途中的纥壁驿。顾况在《戴氏广异记序》里提到“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似即指他有《灵怪集》一书。《广异记序》约作于贞元、元和之际，《灵怪集》成书应当更早，李宗为《唐人传奇》推论“此书之成当在大历年中”，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则云:“本书当成于贞元四五年中，顾况于贞元五年至七八年间为《广异记》作序时本书已行世，故况有‘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之语。”均可备一说。原书已佚，《太平广记》引有佚文十余条。

《许至雍》(《太平广记》卷二八三)描写生死不渝的夫妻之爱。许至雍与其妻两情甚笃，妻殁后，“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后得吴巫赵十四之助，与妻鬼魂相见。生者与亡妇相见，这样的情节母题始见于六朝志怪，比如《搜神记》卷二《营陵道人》。生离死别，这是至为悲惨的事，所以，即使是六朝志怪，其笔触也意味浓至。但《灵怪集》无疑抒写得更为凄神寒骨。其中“泪痕皆血”的细节，是对于前人想像的进一步发挥。《文选》李少卿《答苏武书》:“战士为陵饮血。”注:“血即泪也。”晋王嘉《拾遗记》卷七《魏》“薛灵芸”一则写道:“灵芸闻别父母，欷累日，泪下瞮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泪和血之间还是一种比喻关系。张荐以描写出之，突出了伤心人的痛苦。

《郭翰》(《太平广记》卷六八)写织女与郭翰的婚外恋，是《灵怪集》中最长的一篇。牛郎织女一向以坚贞不渝著称，所以北宋秦观《鹊桥仙》感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张荐却将织女设想成一个轻佻的女子，因“佳期阻旷，幽态盈怀”而背弃牛郎，下凡另寻新欢。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曾点名批评《灵怪集》:“纯构虚词，宛如实事;指其时地，撰以姓名，《灵怪集》所载郭翰遇织女事，则悖妄之甚矣。夫词人引用，渔猎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实;然过于诬罔，亦不可不知……”^[14]纪昀的话有他的道理。不过，中国传统的诗赋如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一向不忌讳凡人与神仙的恋爱，张荐借鉴诗赋的构思，异想天开地为织女重新安排生活，开拓了唐人传奇的想像空间，应该说是有贡献的。沈亚之《秦梦记》即可能受到了《郭翰》的启发。

在写法上，《郭翰》一方面采用史家的纪传体，开头叙郭翰的身世人品，结尾交代“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另一方面又承袭辞赋的手法，用骈俪文字来形容服饰用具之类，还穿插了几首诗。这些特征，依稀可见《汉武帝内传》的影响，加快了传、记辞章化的进程。后来的传奇作家经常仿效这种文体。

《灵怪集》中还有一些作品值得注意。如《姚康成》(《太平广记》卷三七一)叙“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假邢君牙旧宅”过夜，夜闻三人谈艺，批评“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并各赋一诗。至晓视之，这三人原来是“铁铫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穰帚而已”。这类机锋侧出，假托物怪(或仙鬼)论文赋诗的写法，在唐人传奇中绵延不绝，如《广异记·张?》、《玄怪录·元无有》、《传奇·萧旷》、《纂异记·韦鲍生妓》、《续玄怪录·柳归舜》以及无名氏《东阳夜怪录》等。^[15]《王生》(《太平广记》卷四五三)对狐怪似乎抱有几分敬畏与好感。其中的二野狐热心向学，并不无端惹人麻烦。王生恃强凌弱，野狐才实施报复，弄得王生倾家荡产。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六回《小水湾天狐贻书》就是据本篇改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