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唐文人热衷于传奇小说

一种文学样式的成熟并趋于极盛，除了前人的艺术积累及作者对其体性特征的清楚认识等必要条件外，从人类文化生活的角度来考察，还在于它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环境所培育出的新的精神需求。

唐人传奇是在中唐臻于极盛的。经过漫长的生长发育阶段，传奇终于以其明艳的青春年华赢得了世人的赞许。在不长的时间内，佳作如云蒸霞蔚，取得了与唐诗并称的地位。于是，一个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唐社会的作者和读者们，何以会热衷于传奇这一文体?或者说，传奇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精神需求?

中唐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都使人感到充满矛盾的时代。在正宗文学的领域内，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声势浩大。古文运动的宗旨，按韩愈的说法，是要振兴儒学，即以儒学为规范，来整顿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人伦纲纪;改革文体，变骈为散，那仅是外部形式。但实际上，韩愈这些人真正关心的倒是文体本身，振兴儒学只是宣传口号而已。至于新乐府运动，目的据说是为了改善政治。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谈到他写讽喻诗的动机，乃是由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百姓惨遭盘剥，他“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19]白居易《新乐府序》说得更明白:“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有过这种文艺主张的元、白，其诗从总体上应该比较“醇粹”^[20]即合乎儒家规范吧?然而，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却引用李勘的议论严厉批评他们:

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華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21]

李肇《国史补》卷下也说:“元和以后……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22]可见当时最为流传的元白诗与儒家诗学的要求是不一致的。而如此激愤地鄙薄元白的杜牧，却也如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所说:“牧风情不浅，如《社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23]

社会风气也一样带有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当时的著名文人大力提倡返回淳朴，白居易《新乐府》小序之“惩厚葬”、“止淫奔”、“戒佚游”，立意于移风易俗，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的风尚却日趋于浮华、奢侈。“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24]所以杜牧《感怀》诗说:“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

上述矛盾特征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尽管逐渐由中衰转向中兴，但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士大夫文人不再有豪壮、高蹈的情怀，倒是多了几分对日常享受的兴趣与智慧;二是庶族文人的崛起:他们以其才情在帝王那里换得功名，“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经营一己的闲适，他们与皇帝并无割舍不开的心理与利益的脐带;三是“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25]嘴上所说与心中所想可以相互对立。

我们关心的是这种矛盾对文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的各种体裁并不处在同一等级上。文以载道，它必须代圣人立言，即韩愈《答李翊书》所标榜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诗以言志，它所表达的应该是严肃的社会人生感慨，白居易《与元九书》以此为标准，痛斥南朝诗人，甚至对盛唐的李、杜也有微词:“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26]韩愈、白居易这群来自庶族的文人，将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特征推到极端，目的之一是增强号召力，提高庶族文人的政治地位。没有响亮的口号，宣传就缺乏鼓动性。因此，韩愈、白居易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他们并不打算始终信守诺言。明乎此，则韩愈“以文为戏”地写《毛颖传》，元、白一边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边大写风情诗、艳诗、闲适诗，就很好理解了。

然而，正宗的诗文毕竟其体尊严，实在不宜以俳谐出之，不宜过多地抒写“纤艳”的题材，韩愈和元、白为此遭到指责，在乎情理之中。而传奇作为一种新崛起的身份不高贵的文体，则不必有太多的约束，不妨大写特写“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至于部分传奇中故作庄重的讲大道理的议论，倒真可看成对大道理本身的调侃。扯掉道貌岸然的面具，传奇走向了“丽情”、“侠义”、“隐逸”的世界。传奇因此为文人们所钟情。

【注释】

[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明代胡应麟也确认“传奇”首先是指唐代裴8的小说，其《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云:“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8所撰，中如蓝桥等记，诗词家至今用之，然十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骈幕客，以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事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晚唐文类尔，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展转为此称不可知。范文正记岳阳楼，宋人讥回传奇体，则固以为文也。”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42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6454页，64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吕天成撰，吴书萌校注:《曲品》卷上，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5]李渔撰，杜书瀛评点:《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脱窠臼》，24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560～5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7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8]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5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3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鲁讯:《中国小说史略》，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75页，151页，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2](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75页，151页，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3](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75页，151页，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4](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75页，151页，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5]朱封鳌校释:《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上册)，73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6]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中阿含经》(中册)，532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7]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1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18]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3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19]元稹:《元镇集》，3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4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杜牧著，欧阳灼校注:《杜牧集》，13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1。

[22]李肇:《唐国史补》，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3]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李肇:《国史补》卷下、卷中，60～61页，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华原磬》，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