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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1.10.3.2 2.佛道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影响

2.佛道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影响

唐代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传奇受其滋润,受益良多。

道教在激发唐传奇作家的虚构才能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道教的仙人多在山中,这诱发和促进了传奇作者对景物的关注,尤其是对奇异境界的关注。《太平广记》卷三八三《古元之》(出《玄怪录》)向读者推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尘缘的国度——和神国:

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唎,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惟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

所谓“和神”,就是“清虚泰静,少私寡欲”。古元之在昏醉中所见的和神国,正是作家理想中的能使人摆脱尘缘的隐居环境,所以,当他在和神国游历一番后,便“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去了。景物描写中寓含着道家的审美风范。

佛教对传奇作者虚构才能的激发,或许比道教更为重要。诸多佛教故事的细节已转化为传奇作品的血肉,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比如《增壹阿含经》卷二八记目连降龙,“化为细身,入龙身内,从眼入耳出,耳入鼻出,钻噬其身”。[15]《中阿含经》一三一亦云:“魔王化作细形,入尊者大目犍连腹中。”[16]裴铏由此获得灵感,在《聂隐娘》中,设计了聂隐娘“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又自“口中跃出”的新奇情节。

应该说,佛教对唐传奇的影响主要还不在局部,而是从整体上开阔了作家们的视野。甚至在一向为道家占据的神仙故事中,佛教也能大有作为。魏、晋、南北朝的神仙故事,用以证明成仙之艰难的材料,无非是他人的骂辱、野兽的恐吓、美女的诱惑等,目的是检验求仙者能否保持心灵的平静。唐代以求仙为题材的传奇,也注重展现成仙了道的艰难,但情节的构成更为玄虚荒漠。比如《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出《续玄怪录》)。杜子春所经受的考验,种种磨难,基本上是以佛教的地狱作为参照的。风雨雷电,刀山剑树,猛虎毒龙,狻猊狮子,火坑镬汤,莫名其妙的胁迫,难以描述的恐怖,呈现出地狱般的震慑人心的威严。

民间通俗文学在唐人传奇发展进程中的促进作用,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强调,比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二书都举《李娃传》与《一枝花话》的关系为例,说明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通俗文学对传奇创作的影响。但据程毅中考证,其一,说《一枝花话》的不一定是说话人,从前后语气、文法看来,倒更像是白居易自己在说;其二,白行简写作《李娃传》大概在《说一枝花话》之前。[17]所以,证据本身的说服力不是太强。不过,我们并不因此认为唐代的民间通俗文学未曾对唐人传奇有过一定启发。事实上,像唐初张"的《游仙窟》,杂用方言、隐语和韵散结合的形式,就借鉴了民间说唱。“句本《搜神记》产生于武德中,三十五篇故事中篇幅较长的占四之一。其中《梁元皓》、《王子珍》、《田昆仑》三篇都在千字以上,叙事非常曲折细致,明显含有传奇笔法。它们都是民间故事,作者也是民间文人。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民间说话对于唐传奇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18]只是,我们不宜过分夸大民间通俗文学的这种影响(也许应该指出,受民间通俗文学影响至为显著的《游仙窟》在唐人传奇中是相当孤立的存在;唐人传奇与民间文学的差异毕竟是深刻而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