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人的小说观

中国小说的概念是历史地发展的。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到唐初魏征、长孙无忌等的《隋书·经籍志》，正统的目录学家一直将“小说”划归子部，认为其体裁特征是“丛残小语”即笔记体，而以议论为核心，尽管是“浅薄不中义理”的议论。

唐代武后至玄宗时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则是“史部”说的倡导者。其《史通·杂述》不仅将《搜神记》这样的笔记体志怪归入了“小说”，而且将许多首尾完整的野史别传也视为“小说”，如《楚汉春秋》、《竹林名士》、《列女传》等都始末俱详。他将“小说”从子部划入史部，其文体特征就不再是“以议论为宗”，而是“以叙事为宗”了。沿着这一认识发展，唐人传奇已呼之欲出。实际上，中唐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对《广异记》渊源的追溯就表明，视“小说”为“史氏别体”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野史别传终归与传奇有别。促使传奇顺利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唐人对于藻绘带有克制不住的浓厚兴趣。文史结合，本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本身就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史记》，既是历史名著，又是文学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的发展，史传和辞章在体制上的区别越来越明确，正如刘知几《史通·核才》所说: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11]

刘知几认为，文、史既已分道扬镳，文人就不适合于作史;文人作史，往往在史传中逞弄文人习气，对此，刘知几非常反感，其《史通·杂说下》不客气地指出:

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蠫字)、孔璋(陈琳字)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12]

《史通·论赞》更直接批评了本朝的文人修史之风: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徐詀、徐陵父子)庾(庾信)。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13]

《史通·叙事》还具体讨论了文人修史在叙事方面的不足:“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支，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14]

毫无疑问，刘知几是主张文史分家的。但他的激烈的抨击言词，倒是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大多数唐代文人眼里，文史是不必分开的，他们在写作时也确实未将二者分开。这对于唐代史学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但却为唐人传奇的兴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六朝后期，“文”、“笔”的区分是比较严格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纪事直达谓之“笔”;史是归于“笔”一类的。现在，将“文”、“笔”合一，便促使唐人在写作传奇时不再仅以“纪事直达”为满足，还应讲求沉思翰藻。正是这后一讲求，导致了唐人传奇藻思横溢、辞采丰美的特征。一个“史才、诗笔、议论”结合的划时代的文学品种出现了。

并且，由此我们不妨进一步推论:唐人传奇所上承的传统，不仅有“笔”(包括野史别传、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而且有“文”(包括诗、赋、论)。文笔结合的过程，即传、记辞章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