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传、记的辞章化

唐人传奇基本包括传、记两种体制。“传”较多地继承史家纪传体的传统，对人物的生平、出处、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记”偏于继承志怪小说的传统，不大注意交代人物生平，而是截取人生的某一片段加以记叙。但无论是“传”，还是“记”，它们都属于“文、笔”中的“笔”，属于史书一脉。从这样的角度看，说唐人传奇受到史家影响是不必置疑的。

但是，尚未辞章化的传、记是不具备传奇小说品格的，或者说，只有与“文”融合的“笔”才算具备了传奇小说品格。于是，在传、记与辞章之间寻找区别和建立联系，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首先从六朝的文、笔之别说起。

南朝·梁昭明太子主编的《文选》，是一本影响极大的“文(诗、赋、骈文)选”。他在序文中介绍了他的编辑原则:一是不选经书，如《论语》、《孟子》等;不选子书，如《庄子》、《荀子》等;因为经书和子书都“以立意为宗，不以能言为本”，即经书和子书注重的是思想，而不是文章的形式、辞藻、声调。二是不选史书，因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9]历史著作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揭示历史演变的规律，表达作者的价值判断，仍以思想和见识为骨，与经、子属于同一类型。萧统钟情的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美文(诗、赋、骈文)，这种美文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使读者“情灵摇荡”。这表明，“文”是一种抒情的文体类别。为了取得良好的抒情效果，它特别讲求形式、辞藻、声调。

毫无疑问，属于“笔”类的史书与属于“文”类的辞章是两种区别井然的文体，所以，我们看到，史书中通常排斥景物描写，排斥对人物意绪的渲染，排斥色彩清丽或绚烂的措词，而诗、赋、骈文则排斥对曲折人物经历的讲述，排斥重大的历史事件，排斥对哲理的原原本本的阐释，二者的区别使传、记与辞章分道扬镳，自成面目。而唐人传奇，它作为新型文体的特征之一，即将传、记辞章化，将文、笔融成一体，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比如，《南柯太守传》、《补江总白猿传》以“传”命名，叙人记事，这都受赐于史书，但前者的结尾“假实证幻，余韵悠然”，^[10]后者着力于风景的描绘，则显然是仿效辞章。沈亚之的《秦梦记》，以“记”命名，叙奇搜异，这都受赐于志怪，然而，《秦梦记》虽安排了沈亚之在梦中娶秦穆公女儿弄玉的情节，但对这段“驸马”生活并未花费多少笔墨，而是以弄玉“声调远逸，能悲人”的箫声作为焦点，渲染由悼亡、伤别引发的感伤情调。后一方面主要受到诗的濡染。至于裴8《传奇》，以骈文叙事写人，更明确显示出传、记辞章化的特点。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句，传、记辞章化，这是唐人传奇文体成立的基本前提之一。就这一特征而言，我们不妨称唐人传奇为辞章化传奇。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即:面向“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注重想像和虚构;传、记辞章化。这三个方面，在每一个传奇个体中不一定充分而全面地表现出来，但就传奇整体而言，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仅用其中一者或二者作为传奇小说成立的前提，都将是不妥当的。比如，有人将《庄子》中的《盗跖》、《说剑》等视为传奇，有人将《战国策》中的《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等视为传奇，凡此种种，都因为对传奇的文体特征缺少清晰、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