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嗜奇”、“好异”的想像

唐人传奇成熟于一种独特的社交氛围中。唐代士大夫的社交文化，其特点似不如魏晋显著，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指出的:那时的文化人除了爱切磋诗、文、赋之外，也爱谈说奇闻异事，诸如神仙、鬼怪、轶事等。他们不求事情的真实，而希望从中获得超越日常生活的幻想情趣。许多传奇作者对此都津津乐道，如《太平广记》卷二八《郗鉴》(出《纪闻》)、卷七四《俞叟》(出《宣室志》)、卷八三《张佐》(出《玄怪录》)、卷一二八《尼妙寂》(出《幽怪录》)、卷三四三《庐江冯媪》(出《异闻集》)、卷四八八《莺莺传》(元稹撰)、陈鸿《长恨歌传》、李公佐《古岳渎经》、《三水小牍·王知古》等都描述了当时士大夫热衷于“宵话奇言”、“征异话奇”、“各征其异说”、“宵话征异”的社交生活。在这种不乏浪漫色彩的社交氛围中，各个艺术家以六朝志怪为借鉴，以社会人生为参照，以佛道的想像为羽翼，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幻想世界。

幻想伴随着虚构。因此，虚构成为唐人创作传奇的一个特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7]虽意存贬抑，但却准确地揭示出了唐人“作意好奇”这一文学现象。一些传奇作家往往有意在小说中留下虚构的痕迹，比如李公佐《谢小娥传》。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被申春、申兰劫杀，他们向谢小娥托梦，理当直接点出申春、申兰的名字，可是他们偏不，而用“田中走，一日夫”隐申春，以“车中猴，东门草”隐申兰，以至于小娥好些年也弄不清仇人是谁。这显然不合情理。“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不必实有其事。”^[8]“嗜奇”乃唐人传奇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唐人传奇的某些虚构，用“不中情理”加以责备是不大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