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奇之“奇”与正史之“正”

传奇之“奇”与正史之“正”，这种字面上的对照关系恰好是其逻辑关系的表现。所谓正史，之所以是“正”，乃是因为它“非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不著”，是朝代兴衰的严肃记录，后世君臣可引以为鉴。在正史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日常生活铺叙是应力求避免的。《史记》避免不够，便被讥为过于好奇。而传奇小说却不大关心那套“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也不留意人世间的功业和勋名。它与“无关大体”(无关“天下所以存亡”的大体)的浪漫人生更为接近。其精神气质与正史完全不同，正史是“正”，传奇小说当然就是“奇”了。因此，结论是:唐人传奇之所以被称为“传奇”，乃是由于它的“无关大体”。

就具体的题材指向而言，传奇之“奇”与爱情、豪侠和隐逸三者的联系非常密切。

唐人传奇是在德宗至宪宗朝发展到鼎盛阶段的，而其基本标志之一便是爱情题材的作品骤然勃兴。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谈到唐人传奇时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6]沈既济《任氏传》、许尧佐《柳氏传》、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蒋防《霍小玉传》、沈亚之《湘中怨解》、李朝威《柳毅传》、佚名《韦安道》以及《玄怪录·崔书生》等，均为有声有色的爱情名篇。

“以武犯禁”的豪侠在先秦一度备受重视，司马迁的《史记》曾专设《游侠列传》。但秦汉以后，为侠者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占山为王，成为《水浒传》世界的好汉;二是为清官效命;三是横行一方，实即土豪。自唐代确立官修正史的制度后，历代正史不再为侠士立传，这不仅因为行侠难以见容于大一统的天下，而且由于侠这一社会阶层确已不复存在。然而，有意味的是，唐人传奇与正史的趋向截然相反:在被正史所蔑视的爱情题材勃兴的同时，被大部分正史所摒弃的豪侠义士也成为光彩夺目的主角。冯燕风神高迈，“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吴保安与郭仲翔，高行侠举，其人际关系已从世俗的机变算计中超越出来;昆仑奴以打抱不平为核心内容;柳毅亦儒亦侠，梗概多气。女侠的出现在小说史上尤具划时代意义。红线、红拂、聂隐娘，这是女侠中的佼佼者;而那些以复仇为人生主题的女侠则似乎对后世影响更大。

正史总是为建功立业者立传，唐人传奇却鼓励读者去做隐士。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是表达这种见解的重要篇目。《枕中记》的卢生、《南柯太守传》的淳于棼都饱享了人生的荣华富贵，也备尝了失宠受辱的凄凉悲辛，大梦骤醒，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归结到一点，无非是人生的短促与人世的逼仄。有人以为人生很长，可以慢慢消受，殊不知卢生那个几十年荣辱的大梦做完，“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淳于棼在大槐安国叱咤风云，自以为那片天地非常宽广，谁知仅同区区蚁穴。既然人生是如此短暂，人世是如此逼仄，一切升沉、荣辱，又有什么值得营求、值得挂在心上的呢?卢生、淳于棼豁然悟道，便是由这一逻辑演绎出来的。

唐代后期的传奇将《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的悟道具体化为求仙。诸多作品所设计的仙境，其实是山水诗的境界，本质上是对隐士生活的一个侧面的观照。这种“好游山水”、“永绝宦情”的心理，自然是乱世所造成的，但作家们热衷于用传奇小说来加以抒写，正说明它本来有着注重隐逸题材的传统。

爱情、豪侠、隐逸，这三种题材向来为正史所拒绝，或处于正史的边缘，而在唐人传奇中，它们却居于中心位置。这种反差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同属于叙事作品。叙事的正史和叙事的传奇在题材选择上容或有重合的部分，但其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奇之别，题材选择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