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

“里巷闲谈词章细故”的魅力在于:它可以“资谈助”。这与正史的“资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历史家，倘若耽于趣味，溺于“闲事琐语”，其作品也许因此备受偏爱，却也不免被批评为“有乖史法”，即将正史写成了“小说”。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说:“《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11]这些历史著作被视为小说，原因即在于其中“闲事琐语”太多。这表明，就理想的范型而言，“小说”与正史的选材取向迥然相异。而“小说”之所以身份不高却绵延不息，也恰在于它满足了读者对“谈助”的审美需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云:“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12]这类提要在四库全书小说类中屡见。

“足为谈助”本是诸子著作的文体特征之一。原因在于，先秦诸子，作为有着丰富的哲学见解和人生见解的学者，要将其见解有效地向社会传播，必须具备卓越的“谈”的能力，无论是口谈还是笔谈。诸子著作中之所以收录如此众多的寓言故事，正是为了增强“谈”的魅力。而由先秦《韩非子》的《说林》到西汉刘向的《说苑》，表明分类编排“谈助”资料已成为一种颇受青睐的著述方式。东汉王充的《论衡》是对《世说新语》影响更为直接的一部子书，对其特征和功能，胡应麟有过精到的评述:“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13]从《韩非子》的《说林》到王充的《论衡》，“谈助”之取材有一个显著变化，即由偏重寓言故事转向采用非虚构素材，知识的重要性慢慢超过了哲理，博学的色彩日渐鲜明。

朴素的美感向上升华，“资谈助”就成了“有助文章”。所谓“有助文章”，除了供诗赋作家“挹其葩藻”外，用为典实也是题中之义。中国知识分子尊重古典，热爱古典。历史考据在中国一直兴盛不衰。中国学者把传统文化视为才学的根基，因此，有能力阅读古书是受人敬佩的。这样，当轶事小说的题材、造语被用为诗文典故时，轶事小说的身价就提高了。比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在谈到《世说新语》的价值时就说:“《世说》盛行，嘉隆间尺牍、诗词，靡不采掇。”^[14]

“资谈助”、“有助文章”，从表面看，是用作辞藻、典故或闲暇的话柄，而骨子里则是摆脱了实用性的奴役，从“经济”走向了审美，从历史走向了文学，其意义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