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葛洪《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是一部杂载西汉轶事传闻的笔记小说。

《西京杂记》对“杂记”体小说的示范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断代取材(以西汉为限)，开了后世专题性轶事小说的先河。怀古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西京杂记》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感情需要。对于仰慕西京之盛的读者来说，《西京杂记》不失为出色的导游。卷二67裘便是我们远眺西汉文化的一扇窗户。西汉社会盛行任侠的风气。侠的特征之一是感情热烈，追求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司马相如正是如此。他素有消渴疾(糖尿病)，竟因悦文君之色而痼疾复发;“居贫忧懑，以所著《67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这些都是极具个性的行动。《67裘》写文君的容貌及“放诞风流”的“为人”，亦寥寥数笔，神情俱活。

《西京杂记》对“杂记”体小说的第二个示范作用是，它多记琐事，意绪秀异，与正史的区别较为显然。明黄省曾《西京杂记·序》曾指出其题材选择的四个特点: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其猥琐者，则霍妻遗衍之类是也。其闲漫者，则上林异植之类是也。其杳昧者，则宣狱佩镜、秦库玉灯之类是也。而其触忌者，则庆郎、赵后之类是也。”其中，“庆郎、赵后”见于卷二，披露的是宫闱秘事。赵后即赵飞燕。《赵飞燕外传》(托名汉河东都尉伶玄撰)也将她作为“淫乱”的女子来写，或许是基于同一传闻。披露宫闱秘事，当然是“触忌”的。

《西京杂记》对“杂记”体小说的第三个示范作用是，其叙事多截取片断，与首尾完整的史家纪传体有别。如卷三《文章迟速》、卷四《韩嫣好弹》。枚皋、司马相如(长卿)、韩嫣，作为历史人物，其生平事迹必然不少，仅履历一项，便须花不少笔墨。但葛洪所关注的却只是其人生中看来无关宏旨而实在趣味盎然的某一片断、某一琐事。

对于《西京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颇高:“其中所述，虽多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9]《西京杂记》被后世引为典实的传说甚多，如文君当垆、匡衡好学、秋胡戏妻、五侯鲭等。有些故事的含蕴颇深，如卷三《高祖侍儿言宫中乐事》: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而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

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是许多人所熟悉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英雄在获得成功后兴奋地抒发豪情。但《西京杂记》却提示读者，诗表达了一种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情绪。也许，这一提示更准确地把握了诗意。《公孙弘》亦别有蕴蓄:

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粆;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矫焉。弘叹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卷二)

它令人想起《史记·陈涉世家》中“苟富贵，毋相忘”之语，其含义是:希望交游能富贵，尤其希望他富贵而不弃贫贱之交。但从公孙弘一事看来，微时旧交，亦复难处，稍有不慎，即遭怨恨，难怪公孙弘有“宁逢恶宾，不逢故人”之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