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刘义庆《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体成就最高的作品，也是古代轶事小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因此，我们将由《世说新语》切入，力求揭示出“世说”体的若干基本审美特征。

关于《世说新语》的写作宗旨，从古至今，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比较起来，还是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的一句评语最得其神髓:

《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3]

胡应麟把《世说新语》与“纪事”的历史著作区别开来，认为二者本质上不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指出《世说新语》的基本审美追求在于“以玄韵为宗”。其概括是精粹的。

那么，什么是玄韵?

《世说新语》经常提到“韵”，如“风韵”(《赏誉》)、“高韵”(《品藻》)、“风气韵度”(《任诞》)、“大韵”(《任诞》)等，所有这些都与人伦鉴识有关，指的是一个人的气质、风貌有清逸、爽朗、放旷之美，而魏晋时代的人伦鉴识，又以玄学为其基石。因此，“玄韵”的含义其实就是:玄学的生活情调。

刘义庆以展示玄学的生活情调为核心，这种创作观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双重超越。其一，超越了实用的目的而旨在陶情。历史著作与实用的缘分是解不开的，它的目的无外乎“使乱臣贼子惧”，揭示重大事变的因果联系，从而为后世提供殷鉴之类，因此，不关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不录成为史家宗旨。而刘义庆却把目光投向了富于玄远意味的名士们的生活。钱穆《读〈文选〉》说:“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4]移以评《世说新语》，也至为恰当。其二，超越了史家笔法而建立起新的文体风范。记事的完整性、褒贬的明确性、风格的庄重性，这是伴随着史传的实用目的而必然出现的情形。而随着刘义庆“以玄韵为宗”，其笔墨也渗出一股新的风味: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百态横生。所以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推崇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5]

下面我们将具体地观照这部名著。拟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它的内涵——以“玄韵”为特征;其二，它的风格——以简约为特征。先说《世说新语》的“玄韵”。

在魏晋风度中，酒曾经占有重要位置。《世说新语》一再写到名士们纵酒酣畅的情景。他们的饮酒，动机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或出于享乐，在酒中追求“快意”;或出于韬晦，藉饮酒逃避现实;但从更为普遍的情形来看，却是为了“返乎自然”，求得“物我两冥”。《任诞》载:“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王光禄云:‘酒正自引人着胜地。’”这“胜地”是什么?正是基于老庄哲学的任真自然的境界。

“返乎自然”，其特征之一是: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对正统、对世俗、对平凡，他们无不以豪迈的姿态与之抗争。《世说新语·品藻》载庾道季语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23豼尽。”他们志气宏放，不屑于与心目中的碌碌之辈为伍。

这种个体的尊严和自豪，在外观上有时呈现为“狂”，如:“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方正》)有时呈现为“逸”，如:“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栖逸》)有时呈现为“怪”，如:“阮宣子尝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任诞》)有时呈现为“侠”，如:“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从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

希慕和崇尚隐逸也是“返乎自然”的题中之意。《世说新语》有《栖逸》一门，从其中一些片断不难见出，当时人对岩穴之士或无与世事之士是极度钦慕向往的。而他们所以推重岩穴之士，又是因为岩穴之士超乎世俗，能够“得意”于山水之间。这样，对山水之美的追寻便具有了与庸俗、凡俗、丑陋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蕴含。自然是纯净的、玄远的，而现实是污浊的、凡近的，走向自然，就是摆脱凡近。《世说新语·文学》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所谓“神超形越”，即经由对山水文学的领略而升华到拔俗的境界。

饮酒之外，魏晋风流的另一特征是服药。其目的，就终极点而言，是为了长生。“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文学》)在行散时痛感时光飘忽和生命短促，由此可想见服药的目的。但服药是否真有长生的功效，毕竟是无法消释的疑问，因此，魏晋名士便更多地关注服药的日常作用。“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神明开朗”，这就是服药产生的显著效果，不妨说，追求“神明开朗”是许多人服药的直接动力。

所谓“神明开朗”，其实就是神“清”。《世说新语》中有关“清”、“朗”的材料，约有五十余则，从中可归纳出“清”的三种主要含义:一、“清”意味着“远”，意味着纯净，意味着空灵的胸襟，所以有“清远”、“清贞有远操”的用法;所以“清虚寡欲”与“滓秽”(浊)相对;所以“清谈”又称“玄谈”。二、“清”意味着“简”，与繁琐相对;意味着“通”，与滞碍相对;意味着“明”，与“暗”相对，因此有“清通简要”、“清简贵要”、“清辞简旨”、“清淳”、“清澈”等的细致区分。三、“清”意味着“美”，意味着高爽，如，“清旨”、“弦甚清”等。上述所有含义，集中标示着魏晋名士对“神明开朗”的向往。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完全以秋空般明净的胸襟去追求升华的人生，其结果必然是内外澄澈。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裴令公有隽容仪，服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这是何等的明净、何等的澄澈!魏晋名士的“开朗”的“神明”(或说“清”的心灵)由此生意盎然地展现出来，这正是“玄韵”——富于玄学意味的生活情调。

谈过了“玄韵”，再来考察《世说新语》的“简约”。

《世说新语》的简约风格及其与玄韵之间的内在联系，古代学者多有评述，如宋刘应登《世说新语·序》:“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明袁醁《刻世说新语·序》:“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6]但语焉不详，还需稍作阐述。

《世说新语》之简约，首先表现为情节、背景等的充分淡化或虚化。中国的正史，尤其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史记》、《汉书》等，对人物的家世、生平，通常要作完整的记叙，并注意交代时间和空间背景，一般的单篇人物传记亦然。但《世说新语》却截然不同，其中的绝大多数片断，根本不涉及家世、生平，各种背景，无论是时间背景还是空间背景，均未提及。这是有意的省略，而并非偶一为之，出于无心。其效果有二:

其一，形式向内容显示出自身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世说新语》是纪实的(少数与事实不符，系因传闻异词，不是作者有意的虚构)，故其记载多为唐人修《晋书》时取用，如《德行》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言语》之“过江诸人”等，但《世说新语》的审美指向却大异于《晋书》，前者被誉为“简约玄澹”，后者则予人凝重之感。这是由于，讲究淡化的《世说新语》，其文体有着独特的风味;由情节化走向意绪化;经验世界的人为的完整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活跃的“玄韵”。而在《晋书》中，“玄韵”却被人为的完整性和庄重风格所窒息。

其二，淡化或虚化有利于传神。传神是魏晋时代的一个重要艺术目标，而达到传神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采用顾长康(顾恺之)式的非写实的变形手法，如《世说新语·巧艺》所载:在裴叔则的面颊上添上三根毫毛以表现他的识力，把谢幼舆画在岩石中以显示他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的性情。将传神跟写实对立起来，这是无可奈何的做法，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不相吻合，故不为刘义庆所取。二是“略其玄黄，取其隽逸”，在写实的前提下传达出对象之“神”。《世说新语》所用的正是这一手法:省略掉无关“神明”的部分，选取对象最富于“玄韵”之处，以灵隽的笔墨刻画出来。故清毛际可《今世说序》云:“昔人谓读《晋书》如拙工绘图，涂饰体貌，而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盖笔墨灵隽，得其神似……”^[7]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情节、背景等的淡化或虚化，与宋祁等修《唐书》的“简”不能同日而语。宋祁的“简”，即所谓“事增文省”，致力于材料的完备;刘义庆的“简”，却是尽量删汰无关“神明”的材料，精雕细绘地突出有关“神明”之处，所以，《世说新语》的细节描写，相形之下，反而比正史多一些曲折，如《尤悔》载: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宋刘辰翁批注说:“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所谓“较有俯仰”，即将人物瞬间的情态变化，“纤悉曲折”地表现出来。

《世说新语》用语简约，其重要收获是创造了许多言简意赅的新的语汇。如“扪虱而谈”(《雅量》)、“传神阿堵”(《巧艺》)、“玉山将倾”(《容止》)、“土木形骸”(《容止》)、“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言语》)、“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兰摧玉折”(《言语》)、“悬河泻地，注而不竭”(《赏誉》)等。这些语汇，既令读者回想起作品所描写的细节，又传达出了某种“神明”。细腻与简约统一，这才是富于魅力的简约。

《世说新语》简约风格的形成，除了靠刘义庆的烹炼功夫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魏晋清谈本身——因为清谈的特征之一便是用语简约。《世说新语·赏誉》载:“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足见清谈以简为贵。这种“简”的语言一旦进入笔底，理应有其独特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