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裴启《语林》

《语林》是“世说”体的早期代表作之一。

《语林》以汉魏至东晋的名士阶层的“言语应对之可称者”为纂录对象。在那些精彩的“言语应对”中，我们听到了晋明帝的声音:

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

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聪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乱”。316年，又攻陷长安，西晋灭亡。当时宗室琅笽王司马睿镇守建业(今南京)，317年称晋王，改元建武，西晋旧族皆东渡归附劝进，318年即皇帝位，是为东晋元帝。元帝所谓“东渡意”，可以理解为西晋灭亡的悲剧。对于东晋的第一位皇帝来说，“长安”是故国的象征，“洛阳”是故国的象征，“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他如何能不“潸然流涕”?

明帝是本篇的主角。这位不满十岁的龙子龙孙，他一会儿说“日远”，一会儿说“日近”，妙在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从深一层看，明帝的措词之妙，关键还在于他考虑到了说话的不同对象。为了安慰元帝，他强调“日远长安近”，言下之意是:我们有希望回到长安;为了激励群臣洗雪国耻，他强调“日近长安远”，言下之意是:我们万不能耽于安乐，我们必须收复故国。明帝的话，并不只是舌尖上的小聪明。

《夏侯太初》写处变不惊的器量，展示了魏晋风流的一个侧面。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国时魏国重臣。当时司马师(景王)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擅朝政，任大将军，夏侯玄因参与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捕。临刑时，颜色不异，举动自若。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裴启“略其玄黄”(诸如家世背景、人生经历等)，“取其隽逸”，突出表现他处变不惊的个性，虽着墨不多，却神情毕现。后来，北宋苏轼作《夏侯太初论》，还专就霹雳中树而他颜色不改一事发过议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2]极力推崇夏侯玄处事镇静的“雅量”。

《语林》对魏晋名士的任诞不羁也表示了欣赏之意，如《雪夜访戴》。还表彰了几位品格高尚的人物，如《的卢马》记庾亮有的卢马，据说这种马“奴乘客死，主乘弃市”，殷浩劝他卖掉，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庾亮的话说得机智巧妙，又表现了旷达正直的生活态度，所以作者大为欣赏。

与这类片断形成对照，《语林》对那些品格不高的人给予了嘲笑，如《桓温》。刘越石(刘琨)何许人也?他是西晋以雄豪著称的志士，有“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之语。桓温何许人也?他是东晋专擅朝政、窥伺晋室的权臣，有“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之语。如此桓温，居然自比于刘越石，难怪要受到嘲笑了。

长于细节描写是《语林》的特征之一。小说写夏侯玄的雅量和声望，并未大肆铺陈，而仅仅选用了两个细节:霹雳突然击中所立之树，别的人都吓得趴下了，但他神色不变;当司马师出现于大庭广众中时，只有一半人起身迎接，夏侯玄后到，所有的人越席相迎。寥寥数语，却极有表现力。又如《顾和》。顾和那种遇事从容自如，不拘小节、高自期许的性格，在简洁的速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周凯是位大人物，当他从车边走过时，“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并居高临下地问他心中“何所有”，顾和依然“择虱不辍”，还自负地宣称:“此中最是难测地。”这样的细节，耐人寻味。

经常使用皮里春秋的手法也是《语林》的一个特点。所谓皮里春秋，即表面上不作任何评论，而心里却有所褒贬。裴启赞赏夏侯玄、庾亮，鄙薄桓温等人，都未明说。这样的文章，含蓄隽永之至。

从体例看，《语林》是并不完善的。仅现存佚文中，即有三则纯属志怪，其中两条涉及嵇康;一条写宗岱倡“无鬼论”而遭到鬼的报复。如果全书流传至今的话，可以肯定，志怪的数量绝对不止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