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兴盛的原因

玄学的崛起是魏晋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景观，而玄学与清谈常被联系在一起。其实魏初清谈，上承汉代清议，均与政治人事相关。此后之所以逐渐演变为玄学的清谈，原因有三:第一，正始以后，老子之学的影响逐渐显著。第二，由具体人事到抽象原理，这本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汉代清议，非议朝政，品评人物;而魏初清谈，则不仅讨论时事，还注意探寻其原理，刘劭《人物志》即是一例。再进一步，由探寻抽象原理到谈论玄理，乃是顺理成章的。所谓玄学，就含有“玄远不近人事”的意思。第三，自东汉党祸以降，曹氏、司马氏历世猜忌，名士尤易招致迫害，于是被迫隐遁，不再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所谓“言皆玄远”，即高谈老、庄，与具体的政事实际无关。

魏晋清谈以玄学为内容，二者的共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魏晋清谈与魏晋玄学的差异却更应给予注意。首先，玄学是一种系统的学术思想，而清谈只是魏晋名士的一种哲学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所谓“挥麈谈玄”，“挥麈”至少同样重要。其二，玄学以理论深度为追求的目标，清谈则以隽辞妙语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由此可见审美在清谈中的重要性。其三，玄学虽有言不尽意的命题，但玄学著作毕竟以语言为筌;而清谈之“谈”，甚至可以超越语言和经验，仅以一个独特的动作来触发“听”者的直觉或灵感。如《世说新语·文学》:“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清谈是与某种艺术化的氛围密不可分的。

魏晋清谈的兴盛是轶事小说兴盛的重要契机。一方面，《世说新语》等书中所记载的若干逸事，都是在清谈影响下的具体人生情态;另一方面，名士阶层挥麈谈玄，傲然自得，文学受其影响，也多了几分通脱，成为不必依附于经学的独立门类，文学的自觉时代随之到来。轶事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获得了自身价值或独立品格的。

在清谈之外，这个历史时期还有一个突出现象:许多帝王和世家子弟都重视文学，并身兼作者。属于帝王系列的，如曹氏父子、梁武帝、昭明太子、梁简文帝、梁元帝;属于世家系列的，如刘孝绰、王筠。在轶事小说作者中，刘义庆身为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这种身份无疑有利于轶事小说的繁荣。举例来说，据《世说新语·轻诋》等篇记载，晋裴启曾撰集汉魏以来“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有两则涉及谢安，谢安不认账，说是裴启“自为此辞”，“于此《语林》遂废”。但与《语林》属于同一类型的《世说新语》却未遭废弃之厄。其原因，并不在于《世说新语》句句皆实，而是由于刘义庆地位高，不必担心他人的非议。倘要寻找《世说新语》的不实之处，无须繁征博引，只需考察《品藻》篇的两则即已足矣。一则是: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官准则，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谓过之。”

另一则是: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

传闻异词，必有一误，而刘义庆却一并收入。刘孝标注云:“按诸书皆以谢鲲比亮，不闻周凯凯。”那么，错的是后一条。^[1]可是我们还没有见到《世说新语》因此而地位动摇的记载。刘义庆的临川王身份对保证该书的流行作用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