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拾遗”体志怪的审美追求

“拾遗”体以晋王嘉《拾遗记》为代表，它是杂传、“博物”体、“搜神”体三者在辞赋的藻饰之风濡染下结合而成的。

藻饰之风对“博物”体志怪的濡染在《洞冥记》中便已非常明显。其主体内容是“绝域遐方”的“珍奇异物及道术之人”;行文辞藻丰缛，迥异于《山海经》、《神异经》的简古朴质，如卷四《丽娟》。《洞冥记》在受到藻饰之风濡染的同时，还显示出“博物”体与杂传融合的迹象:全书以汉武求仙为线索，将种种“异物”加以集中、排比，这种体例即是融合的表征。

著述年代不详的《汉武故事》也是将杂传、“博物”体、“搜神”体融合的产物。该书杂记汉武帝一生的遗闻轶事，尤以求仙事迹为多;其中穿插了不少描写“异物”的片断。

王嘉的《拾遗记》将杂传、“博物”体、“搜神”体、藻饰等因素更为成熟地融会为一，“拾遗”体遂与“搜神”体、“博物”体鼎立而三。

《拾遗记》在中国志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与?”^[5]所谓“有助文章”，从表面看，是用做词藻、典故或闲暇的话柄，而实质则是摆脱实用性的奴役，从“经济”走向了审美，从历史走向了文学。其意义是重大的。倘若单从对小说影响的角度来看《拾遗记》，那么，至少有两点必须指出:一是《拾遗记》代表了“拾遗”体的最高成就。二是王嘉有意虚构情节，“词条丰蔚”，其辞章化倾向对唐人传奇影响甚巨。

在志怪小说中，“拾遗”体算不得正宗。它其实更近于后来的唐人传奇。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志怪小说史上的地位。因为，文学的发展动力往往来自于那些非正宗的东西。志怪小说不是一个彻底封闭的系统，志怪的各种类型以及志怪与杂传、辞赋，也不是互不相干的绝缘体。从辨体的角度看，必要的文体规范是作品存在的基本条件，文体规范的限制对任何作家，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不然，各种文体的区别就无从谈起;但同时，文体特征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又并非固定的框架，文体之间的区别只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之间的互相吸取补充，正是促进各种体裁文学发展的途径之一。“拾遗”体借鉴杂传、“博物”体、“搜神”体以及辞赋的手法，摹景状物，细腻丰满，渲染气氛，情味浓郁，对唐人传奇的产生无疑有直接影响。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第二章认为:“唐代传奇，从题材上说源出于志怪，而从体裁上说则源出于传记”，“而最早的作品，当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如《赵飞燕外传》、《神女传》、《杜兰香别传》等，就可以看做传奇文的早期作品，与六朝志怪已经有所不同”。^[6]而从整体上看，“拾遗”体为唐人传奇“导夫先路”之功也许更突出些;由此追溯传奇小说的形成轨迹，线索可能会更清晰些。

【注释】

[1]《全唐诗》卷六百五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谭献:《复堂日记》，11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1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平步青:《霞外捃屑》，57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1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6]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20页，2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