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嘉《拾遗记》

《拾遗记》是“拾遗”体志怪当之无愧的代表作。

《拾遗记》的外在框架是杂史和传记型的，前九卷以历史年代为经，卷一记庖牺、神农、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尧、舜八代事;卷二至卷四记夏至秦事;卷五、卷六记汉事;卷七、卷八记三国事;卷九记晋及石赵事。最后一卷即第十卷则采用“博物”体的著述方式，以方位的移换为依托，依次记叙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八座名山的奇异景物。

从风格看，《拾遗记》的讽世意味颇浓，或蕴藉，或锐利，表现出作者诙谐而辛辣的个性。谭献《复堂日记》卷五云:“《拾遗记》，艳异之祖，诙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予少时之论如此。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谏之辞，兴亡之迹，三致意焉。”^[2]王嘉的社会身份是方士。据《晋书·艺术传》，他“便滑稽，好语笑”，“好为譬喻，状如戏调”。其性情之诙谐，已有定论;只是，他是否有意于“陈古以刺今”?方士们关心时政，本是普遍现象。比如陶弘景，这个南朝极负盛名的方士，一方面致力于求仙，以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合为“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另一方面又是帝王师，梁武帝“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不过，陶弘景期于直接用世，而王嘉之撰《拾遗记》，却并没有如此现实的目的，他只是以自由虚诞的想像表明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评价而已。比如卷五《前汉上》“怨碑”:

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其中的情节自是幻设。但以秦始皇的残暴凶狠，这种虚构又合情合理。其他如卷六《后汉》“裸游馆”，卷七《魏》“薛灵芸”，旨在讽刺历代君王的好色，铺陈描述，含而不露;结尾似乎漫不经心地点出其覆亡下场，含警戒之意于叙述之中。

讽世的一个特殊指向是玩世:在放逸不羁中寄寓对某种规范、权威的蔑视和不满。这以卷一《少昊》和卷四《秦始皇》最为典型。《少昊》写的是少昊之母皇娥与白帝之子的桑间濮上之行。《秦始皇》则将赵高说成是诛秦之暴的英雄:秦王子婴囚赵高于咸阳狱;赵高被杀后，化为青雀飞出，成仙而去。

这两段故事常受指责，如杨慎《丹铅总录》:“首篇谓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为悖乱。”王谟《汉魏丛书·拾遗记跋》:“其甚者，至以《卫风·桑中》托始皇娥，为有淫佚之行，诬罔不道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宴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3]其实，王嘉意在嘲弄世俗的规范或信念:古圣皇娥，为什么不可以恋爱?赵高虽一向被视为贼臣，但所谓盖棺论定往往与事实不符。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录有欧阳轩的一首绝句《赵高》:“当年举世欲诛秦，那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4]此诗可用作读《秦始皇》的参考。

《拾遗记》多处涉及远方珍奇之物，若干片断带有科学幻想的性质:“贯月查”是关于宇宙飞行的设想，而“沦波舟”的功能与现代潜水艇又何其相似!这两个例子表明，王嘉的科学幻想才能相当出色——也可以说，这是他诗人气质的一个侧面。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若干经典女性，她们的姓名本身已成为美的标志，如西施、李夫人等。王嘉的富于诗意的笔触自然不会遗漏她们。卷三《周灵王》“夷光、修明”即是写西施的。卷六《后汉》“余光祠”尤具诗心:其一，小说情节以历史时间为依托。从东汉灵帝初平三年至魏明帝末，西园的变迁便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其二，小说中有关夜舒荷、茵墀香的描写，与“博物”体的题材特征相同，属于对远方珍异的介绍。其三，小说的情调与诗相通。这除了因作品直接引用宫人所唱的歌外，更由于小说所表达的盛衰感慨(从千间裸游馆到小屋余光祠)与古典诗的某类情调相通，优美，精致，并不乏神秘、感伤气氛。其四，叙事中注重场面描写，与史家传统有别。

盛者必衰、盛衰无常的感慨本是中国古典诗中一个显赫主题。在《拾遗记》中，不仅“余光祠”表露了这一意旨，卷七《魏》“薛灵芸”、卷九《晋时事》“翔风”也于此三致意焉。魏文帝以文车十乘迎薛灵芸入京，“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屠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光气辟恶厉之疾。此香腹题国所进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之‘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这段描写，王嘉借助于对远方珍异的介绍以及色彩鲜明的辞藻，着力突出薛灵芸如鲜花著锦之盛。但紧接其后，王嘉却引入一首“行者歌”，并就这首歌作注释性的说明，以暗示薛灵芸的人生富贵不可能常保。

翔风本是石崇的爱婢。“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翔风最以文辞擅爱。”那时她十五六岁，正处于一生中最为明媚鲜妍的阶段。但是，当她年届三十，其幸运终于转化成了不幸。“妙年者争嫉之”，而石崇竟“受谮润之言”，将翔风退为房长。翔风怀怨，并因此作了一首五言诗。“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这首诗的主旨即是对人生由繁华走向憔悴的感叹。

卷八《蜀》“麋竺”同样着眼于盛衰变化。“麋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货拟千家，有宝库千间。”“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及蜀破后，无复所有，饮恨而终。”富贵匆匆，繁华一瞬，这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

《拾遗记》还有几则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如燃藜(刘向)、贾逵少明慧、任末好学、吕蒙学《易》等，常被后人引作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