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刘义庆《幽明录》

《幽明录》是魏、晋、南北朝“搜神”体志怪的代表作之一。

《刘晨阮肇》是《幽明录》中当之无愧的名篇。它与《搜神后记》中的《剡县赤城》一样，属于“思凡”故事，但它们和《搜神记》中的《杜兰香》、《弦超》已显然不同。杜兰香、成公知琼是天仙，她们必须“下凡”才能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刘晨阮肇》、《剡县赤城》中的女仙则是地仙——山中的神仙，她们只需稍作布置，便可使普通人进入神仙窟。袁相、根硕因逐山羊而入仙境，刘晨、阮肇见杯流出，溯流而至仙境，无疑是女仙的布置起了作用。所以，他们刚见到女仙，女仙待之便如旧交。在这两个思凡故事中，已没有《杜兰香》、《弦超》中“宿世感运”的神秘色彩，女仙也不再给人恐怖之感(尽管刘、阮仍“忻怖交并”)，而仿佛是人世间深情、妩媚的青年女性。

不能忽视，关于女仙的风采，《刘晨阮肇》、《剡县赤城》表现出了很高的审美情趣。在对女仙的描写中，那种明丽的山中仙境的展开，既是背景，不妨说也是仙女之美的一个构成部分。这类描写，从渊源上讲，也许受到《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启示，^[10]但就创作主体而言，无疑表现了作者对于超凡脱俗之美的追求。

以上我们将《刘晨阮肇》与《搜神后记·剡县赤城》作为同一类型的思凡故事作了考量，其实，二者的区别更值得注意。

首先，二者所展示的仙界生活内容大为不同。在《剡县赤城》中，女仙住的是一间小屋，没有侍婢，没有什么奢侈品。送别时，以一腕囊为礼品，“囊如莲花，一重去，复一重，至五尽，中有小青鸟”，虽然精致，却并不华贵。《刘晨阮肇》中的女仙就不同了。住的是铜瓦屋，床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送别时，“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凡此种种，渲染出一派富贵气象。这种生活内容的差异，也许与陶渊明、刘义庆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有关。陶安贫乐道，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而刘义庆却贵为临川王，根本未体验过衣食匮乏的滋味。

其二，二者对仙界时间节奏的控制有所不同。在《剡县赤城》中，仙凡的时间迟速是一样的。袁相、根硕在山中过了一段时间，回到家中，亲故依然;而刘晨、阮肇在山中仅过了半年，一旦出山，“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相识。问讯得七世孙”。后世“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俗谚，恐即肇端于这类想像。两者时间节奏的差异与作者对仙境的不同理解有关。陶渊明心目中的山中仙境，其实和桃花源一样，只是理想化的风俗淳美的人间社会;既然桃花源内的时间节奏与外界无异，剡县赤城亦理当如此。刘义庆则是认真地构拟着仙界，既称仙界，就必然与尘世有别。葛洪《神仙传·吕恭》，仙语吕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已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刘义庆所继承的，是经由葛洪而延续下来的神仙描写的传统;陶渊明对这一传统却是不予理睬的。

其三，《刘晨阮肇》的描写较为细腻。《剡县赤城》叙袁相、根硕“思归”，是在“二女出行”时，仿佛是因寂寞所致，交代得不怎么明晰;《刘晨阮肇》则写得层次井然。先作铺垫:两人住了“十日”，想回家，被女仙挽留住了;然后进入高潮:过了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刘晨阮肇》以自然风景来感发人物的归心，明显借鉴了古典诗的手法。至于陶渊明何以写得那么简略，或许与他“文体省净”有关;也可能，他认为袁相、根硕的还家，与桃花源中的渔人还家一样，本属情理中事，不必唠唠叨叨。

从《刘晨阮肇》与《剡县赤城》的三点差异，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刘晨阮肇》堪称仙故事的正宗;《剡县赤城》则仍不脱桃花源模式。各擅胜场，正不必以此抑彼。《幽明录·黄原》一则，记黄原放犬逐鹿而入仙穴，与女仙妙音结合，写景状物，绘影绘声，可与《刘晨阮肇》连类。宋元以下小说、杂剧、传奇多有以刘、阮事为题材者。《宝文堂书目》著录《刘阮仙记》，系宋元话本，已佚。元马致远、陈伯将有《误入桃源》杂剧，汪元亨有《桃源洞》杂剧，明无名氏有《相送出天台》杂剧，均佚。现存的有明王子一《误入桃源》杂剧、杨之炯《天台奇遇》传奇。至于诗词中引刘、阮事作故实者，可谓不胜枚举。

《焦湖柏枕》以寓意深远见长。人生如梦，这本是中国古代哲人共有的慨叹。据《庄子·齐物论》说，庄周曾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于是，庄子被弄糊涂了:究竟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呢?怎么说都行。反正，“百岁光阴一梦蝶”，人生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梦而已。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所谓“人生似幻化”，与庄子的意思大体相近。但庄子、陶渊明说得空灵，哲人的气息太浓。《焦湖柏枕》就与常人切近多了: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

一梦醒来，杨林“怆然”什么呢?大概是痛苦于人生幸福的短暂易失吧!“朱楼琼室”与“坼”(裂缝)在空间大小上的尖锐对比，“数十年”与“梦”在时间长短上的尖锐对比，“贾客”与太尉婿在社会地位高低上的尖锐对比，由此所产生的触动心灵的力量是异常巨大的。《焦湖柏枕》虽未点明出世之旨，但它对人生幸福难以持久的强调，对人生短促、“年命如朝露”的强调，确使读者痛感黄泉在迩，不再汲汲于人世的功名利禄。本篇对唐沈既济《枕中记》有直接影响。

《钜鹿石氏女》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离魂型故事。钜鹿石氏女见过“美容仪”的庞阿一面，“心悦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有趣的是，石氏女的灵魂去见庞阿，她的身体依然呆在自己家里。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即石氏女之父所谓:“天下遂有如此奇事!”情节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起初，石氏之父断然否认他的女儿去了庞阿家，因为事情明摆着:“我女都不出门”;后来，见了被庞阿妻亲自绑缚的女儿，他不禁惊呆了，因为女儿刚才还在家中劳作。面对“如此奇事”，这位父亲“疑有异故”，在弄清女儿离魂的原委后，他通情达理，表示理解。

魏、晋、南北朝人较为理解并尊重人的感情，对凡属“精情所感”的事一概采取宽容态度。这从《搜神记》中的《河间郡男女》、《韩凭夫妇》等便看得出来。《钜鹿石氏女》亦然:“既而(石氏)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精情所感，终成眷属，作者不愿让石氏女的痴情落空。本篇对唐陈玄0《离魂记》有直接影响。

《买胡粉儿》也是一个男女相悦的纯情故事。买胡粉儿喜欢上了卖胡粉(即铅粉，古人用以擦面)的女子，因无由自达，乃借口买粉，每天去一次，目的是多看女子几眼。女子被感动了，“遂相许以私”。买胡粉儿“欢踊”过分，竟因此死去。他复生一节，颇为风趣:

(买胡粉儿父母)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女子期盼他死魂有灵，大约是希望能在阴间相见，不料他却“豁然更生”，实属“精情所感”而产生的奇迹。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再加上“子孙繁茂”的尾声，赋予了作品以轻喜剧的风格。想不到在志怪的天地中，也能读到如此明快、欢畅的作品。

《买胡粉儿》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宋无名氏《绿窗新话》卷上《郭华买脂慕粉郎》，即据此敷衍。元、明、清戏曲，亦多采此为题材。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阿绣》，叙刘子固因爱慕杂货肆中女子而每天去买香帕、脂粉之类，显系脱胎于此。

刘义庆生活在佛教炽盛的南北朝时期，他本人亦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曾将“宣”佛教之灵“验”的志怪辑为专书《宣验记》，在《幽明录》中，也时见佛影迷离，有关罗刹鬼和地狱的记载即是明证。中国土生土长的鬼，实为已死的人;而佛教中的鬼，则完全是邪恶的化身。《幽明录·罗刹》以罗刹鬼来反衬佛法的威力，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新死鬼》也含有扬佛的意味，但写得幽默风趣，宛如一幕滑稽剧，在鬼故事中别开生面。本来，任何经验都只在特定的场合中才管用。古代笑话常以照搬条文的人物为调侃对象，就是因为他们不知变通，不知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新死鬼即是如此。他照搬作怪求食的方法，却不去寻常百姓家，倒去了墟东头、墟西头两家:一家奉佛，一家奉道。这两家有恃无恐，并相信佛道会带给他们好处，竟将新鬼推磨之“功”算在了佛、道名下，致使新鬼疲惫不堪却“不得一瓯饮食”。小说写新鬼的天真性情与怒态，写新鬼的意图与结果的两歧，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与《搜神记》等志怪一样，《幽明录》也写到作恶多端的物怪，或淫人妻(如《戴眇》条中的狸怪)，或髡人发(如《朱诞》条中的蝙蝠怪)，新意不多。《代郡诸生》一条，写老雄鸡怪因逞能而暴露真相，被诸生杀死，其下场并不出人意外;对其表现欲的刻画则颇为生动，显示出丰富的想像力。

《幽明录》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是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其地位虽不能与干宝《搜神记》相提并论，但在某些方面则超越了《搜神记》，将志怪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其一，《幽明录》的取材富于时代感。干宝《搜神记》中相当多的作品承于“前载”，属于辑录性质;刘义庆《幽明录》则主要收集晋宋异闻，故事本身的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如“嵇康授《广陵散》”。

其二，与上一特点相联系，《幽明录》与他书重复的故事不多;新的题材、新的幻想，能较好地满足读者“广异闻”的审美需求。《焦湖柏枕》、《买胡粉儿》、《新死鬼》等，无不令人耳目一新。它如《阮德如骂鬼》、《庾崇鬼魂》、《刘隽》等，构想亦自不俗。《刘道锡与刘康祖》一则，就其津津于论证鬼的实有而言，当然是老话题，但设想新奇，妙趣横生: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便笑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

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

刘道锡、刘康祖、刘兴伯三兄弟之间的纠葛煞是有趣。“笑”在小说中出现了几次。首先是刘道锡“笑”，笑在被鬼击之前;后来是刘康祖“笑”，笑在刺鬼之后。惟独刘兴伯未“笑”，但应该笑的是他，因为他的“有鬼论”胜利了。

其三，《幽明录》细节生动。无论是《刘晨阮肇》的细腻，还是《焦湖柏枕》的洗练;无论是《买胡粉儿》的缠绵，还是《刘道锡与刘康祖》的风趣……《幽明录》以其独特的细节和对细节的色彩鲜明的描绘，使这些风格不同的作品，在丰腴方面获得了统一性。《幽明录》细节的生动性，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可称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