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旧题陶潜《搜神后记》

在“搜神”体志怪中，《搜神后记》是较为优秀的一种。其中意近旨远，最为发人深省的作品当首推卷一《桃花源》。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朝廷更换频仍、政治斗争异常严酷的时代。尤其是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之后，司马道子、元显、桓玄相继专权或篡权;最后，刘裕起兵，灭桓玄而代晋自立。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政变，陶渊明耳闻目见，心灰意冷，对从政不再有兴趣和信心。其实，不只是陶渊明，遁世归隐在当时士大夫间已成为普遍风气。著名隐士如翟汤、戴逵、刘遗民等，都生活在这个时期，而翟汤、刘遗民、周续之等，又都是作为当时战场的江都一带的人。他们的归隐，主要目的是避难，所以，陶渊明并不把隐居视为一种了不得的事，他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饮酒·其九)^[7]“潜也何敢忘贤，志不及也。”(萧统《陶渊明传》)^[8]

《桃花源》则将隐居生活转化为乌托邦幻想。小说写的是“避秦时乱”，言外之意是避开现实的动乱;桃花源幽美恬静，“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则是希望在远离人世动乱的所在有那么一片风俗淳朴的乐土。陶渊明的构想是具体而真切的。第一，桃花源中人人平等，除了老人和孩子外，大家都必须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菽稷随时艺”。这里既没有君臣关系，也没有主佃关系，既无徭役，也不存在赋税。第二，桃花源中风俗古朴，人际关系和谐融洽，感受不到任何战乱与灾难的威胁。作为不速之客的渔人，在这里受到了热情款待:家家户户都请他做客，“设酒杀鸡作食”。这种和平安宁的气象，在陶渊明所生活的江州地区是感受不到的。第三，桃花源中风物闲美，又充满人间烟火气。这里桃花夹岸，芳华鲜美，落英缤纷;这里土地空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之不同于仙界灵境，于此可见一斑。

桃花源的故事，刘敬叔《异苑》卷一有相近记述;同时人盛弘之《荆州记》及黄闵《武陵记》也有相似记载。但它们的作者，都缺少对于隐居生活的真切感受，缺少对于乌托邦理想的热烈憧憬，故写来如谈仙源灵境，反而意味不足。

陶渊明对于生命短暂、盛衰无常感受极深。《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抒写的即是因人的生命短暂、幸福易于丧失而产生的悲哀之情。丁公化鹤事，与葛洪《神仙传》中苏仙公化鹤事相似。但《丁令威》与《苏仙公》差异甚大，主要表现在:《苏仙公》旨在突出仙人的灵异，如:不到一顿饭时间，即可去一百二十里外的地方买回东西;其母有所缺乏，扣柜言之，所需立至;出行时，紫云捧足，群鹤翱翔。而《丁令威》却不大表现丁令威的神奇，而是借他之口，将“城郭如故”而“人民非’的具有对比效果的事实呈露在读者面前。丁令威的话，不像出自一位飘逸的与死亡无缘的仙人之口，倒像作家本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为人类慨叹。最后一句劝人学仙，以免成为荒草覆盖的坟墓中的尸骨，围绕人生的短暂立意，与大多数神仙总是关注荣华富贵仍不相同。在人生有限的问题面前，陶渊明并不像一般人所误解的那样淡泊超然。

卷四《徐玄方女》叙述了一个充满乐观情调的复生故事。徐玄方女死已四年，因系为鬼所枉杀，冥府允许她复生，但须给马子为妻。马子照她吩咐的去做，果然“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在这则故事中，作者一句也未写到徐玄方女漂亮与否，想来当是容貌平平，但强调她“年十八九”，说明她乃是不幸早夭。这正见出作者对生命的重视。另外，小说还以较大篇幅交代马子与徐玄方女的子女的情况，而对马子本人却几乎未予介绍。表面看来，文章的详略安排似乎不当，但这恰好显示出作者对生命延续的关心。

同卷《李仲文女》则是一个充满悲伤情调、死者未能复生的故事。李仲文女未能复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她与张子长由于感情热烈而不够节制，以致将一只鞋丢在子长床下，被人发现;二是李仲文、张世之这两位家长过于迂执，在子长“具说本末”后，仍“并谓可怪”，一定要开棺检查。一个颜色殊异、富于感情的年轻女子就这样永远从人的世界消失了，将尸骨腐烂，将化为泥土。生命之被毁灭，竟是如此容易!人是多么脆弱的存在!小说家行文至此，该有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触。

日吉川幸次郎曾在《中国诗史》中将陶诗喻为深渊之水，表面上看来是令人感到平和的碧蓝色的静水，但底下却是激烈翻滚、相互冲撞着的流水。他是一位对世事抱有极大热情的诗人。这意思，中国古人早已谈到。如宋黄彻《.溪诗话》卷八:“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事肥遁，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尝求其集，若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又有云:‘猛志逸四海，/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其自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士之出处，未易为世俗言也。”^[9]《搜神后记》卷九《放伯裘》一则，即令人感受到作者不可遏制的愤激之情: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恐不乐。将行，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答曰:“君去，自当解之。”

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至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斐觉，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魅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欲试府君耳。能一相赦，当深报君恩。”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变为魅，垂化为神，而正触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难，但呼我字，便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小开被，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

明夜有敲门者，斐问是谁，答曰:“伯裘。”问:“来何为?”答曰:“白事。”问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贼奴发也。”斐按发则验。每事先以语斐，于是境界无毫发奸，而咸曰:“圣府君。”

后经月余，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与诸侯持杖直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绛，"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考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去，不得复与使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释氏辅教之书”除外)中，人们对怪的基本态度是厌恶与憎恨，这从我们对《搜神记》中《田琰》、《阿紫》、《苍獭》等篇的评介即可见一斑。但在《放伯裘》中，狐怪伯裘却成为陈斐安全的保障，而人(张侯、王侯、史侯、董侯、李音)却是种种阴谋的策划者。人不如怪，人比怪丑恶，这是本篇的命意。作者在写这故事时，人类生活中的种种卑鄙行为、种种无耻行径，大概历历在目吧?不然，他为何如此愤世嫉俗，如此怒不可遏?这或许就是陶渊明“带气负性”的人格侧面的呈现吧?《搜神后记》卷一○《斫雷公》亦闪烁出愤世嫉俗的色彩。

单纯从“广异闻”的角度看，《搜神后记》卷九《鹿女脯》、《林虑山亭犬》较早写到“照妖镜”，值得重视。干宝《搜神记》只写到用犬和千年古木识别物怪，《搜神后记》又增加了铜镜，降服物怪的手段更多了。至唐初《古镜记》，明代《西游记》、《封神演义》，“照妖镜”的使用更见频繁。《搜神后记》卷一○《女嫁蛇》，写蛇的幻化，对唐谷神子《博异志·李黄》当有启发。

《搜神后记》中还有若干关于山川民俗的传说，如卷五《白水素女》中的田螺姑娘、卷七《虹化丈夫》中的虹精、卷一《贞女峡》中的贞女等，或叙事曲折，或寥寥数语，都有一种清峻之美。在鬼故事中，卷六《鲁子敬墓》记生前谦恭有加的鲁肃在阴间却异常凶暴，《张姑子》记吴详与女鬼的“两情相恋”，也都颇为有趣。而仙故事中的《剡县赤城》，记袁相、根硕入山遇仙，尤其流播广远，我们将在评述《幽明录·刘晨阮肇》时一并讨论。卷五“阿香雷车”事，唐宋词人亦递相援引。

《搜神后记》作为“搜神”体的代表作之一，它在风格、选材、写法、叙事套路诸方面与《搜神记》一脉相承，但作者的个性又并不因此而被掩盖，这就使它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不可忽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