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干宝《搜神记》

干宝《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的代表作。

《搜神记》的题材来源，据干宝《搜神记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考先志于载籍”，一为“收遗逸于当时”，即或抄撮于故书，或采自魏晋时的传闻。由于干宝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从事写作，精心地加工整理搜罗到的材料，遂使《搜神记》成为不朽的名著。

仙、鬼、怪构成《搜神记》的主要形象系列。仙人集中在卷一，如赤松子、宁封子、翭?、彭祖、琴高、刘根、钩弋夫人等;他们或辟谷服食，或乘风雨烟气上下，或双+化凫，或变化隐形，或劾鬼召神，或呼风唤雨，或画符念咒，都似曾相识。倒是《董永》、《杜兰香》、《弦超》三篇，在仙故事中别开生面。兹以《弦超》为例，对《搜神记》的女仙形象略加解剖。

《弦超》所显示的时代色彩是异常浓郁的。其一，在两汉志怪中，求仙之艰难是被强调的重点，至于仙界的生活究竟如何，人们并不关心，而魏、晋、南北朝志怪作者，却对后者倾注了较多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为仙界的日常生活安排充实的、富于情趣的内容，遂推测仙人必然活得寂寞无聊。于是，与求仙相对的另一主题——思凡，便应运而生，因为，人间的生活才是真正值得眷恋的。葛洪《神仙传·彭祖》中的彭祖说:“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异毛;率好生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人间。”彭祖的话，无异于一篇思凡的宣言，只是术士气太浓，给人贪得无厌之感，很难使读者喜欢。比较起来，读者更愿接受成公知琼的下凡。她早年失去父母，孤苦无依，天帝可怜她，遂令她下嫁从夫。这样一来，成公知琼的翩然到来，以常人的观点来看，也是应该热情接纳的。因为，她毕竟是一位孤苦无依的女子。设想仙女也会寂寞，也会孤独，也会需要亲人，这使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仙，与人的距离越来越小。至于董永因至孝感动天帝，天帝令织女帮助他偿债，织女的下凡，理由与成公知琼不同，但在思慕人间生活这一点上，两者并无差异。

其二，在两汉志怪中，亦不乏女仙，如西王母等，但她们总是居高临下地俯瞰人世。汉武帝以帝王之尊，在西王母面前亦只能仰视。甚至在较早的《列异传》中，凡人对女仙的任何不敬的念头，也会招致大难，如《麻姑》:“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长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蔡经只是心里想想》(“意曰”)，麻姑竟大动干戈。干宝笔下的成公知琼就亲切多了。自然，她与人的交往仍闪烁着仙凡相通的神秘色彩，所谓“宿世感运”，便传达出此种意味;但成公知琼毕竟和普通女性一样，作为妻子，对她的丈夫满怀恩爱之情。当她因春光泄漏，不得不与弦超分别时，恋恋不舍，先赠裙衫，再赠诗，然后“把臂告辞，涕泣流离”，那份情意，是能感动弦超的;后来，二人因偶然的机遇重逢，悲喜交加，重温旧好，这和人间夫妻的久别重逢有何不同?中国古代较早涉及人神(仙)相恋的是赋这种文体，如先秦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读者一向当作虚构的作品来看;并非偶合，《弦超》的本事亦出自晋张敏《神女赋》(张敏还作有《神女传》)，显然亦是虚构。这篇产生于晋代的虚构故事，将女仙世俗化、凡人化，正是魏晋知识阶层人格觉醒的标志之一，难怪人情味如此浓郁了。

其三，两汉志怪中的女仙，其容貌之美已得到大笔渲染，如《汉武内传》中的西王母:“视之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但对女仙的才情似未予重视。而《弦超》在简洁地交代成公知琼“非常人之容”后，一再写她长于诗、文，其文“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其诗可用于抒发别情，才色兼具，已近于唐人传奇中的佳人了。上述三个特点，表明魏、晋、南北朝志怪的女仙形象已相当丰满。^[6]

鬼故事集中在十五、十六两卷，其中名篇颇多，如《河间郡男女》、《苏娥》、《秦巨伯》、《紫玉》、《卢充》、《贾文合》等。《河间郡男女》所描述的坚贞不渝的恋情是异常感人的。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王导对河间女复活所作的解释:“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复生。”在当时人看来，感情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河间女复活即是例证之一。

《搜神记》卷一一《韩凭夫妇》亦旨在突出感情的永恒性。宋康王欲夺韩凭的妻子何氏，致使这对忠贞的夫妇先后自杀殉情。何氏在遗书中请求康王将他们夫妇合葬，可是残忍的康王却故意将二人分埋，使两冢遥遥相望，并以挑衅的口气说:“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出乎康王的意料之外，奇迹居然很快就发生了:“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形亡魂在，肉体虽消失了，但感情永生;对感情永恒性的确信是与灵魂不灭的观念糅合在一起的。

与《河间郡男女》相映成趣的是《贾文合》。它写贾文合得病而亡，在录送太山前被发现是误召，放还阳世;途中遇一少女，亦系放还者。贾文合因喜欢她而提出交欢，少女怕玷污了自己的品行，不肯答应。复生后，两家有感于二人的奇遇，为之配合。故事赞扬少女的守礼，与《河间郡男女》之咏叹坚贞的恋情，各有所侧重。

《紫玉》和《韩凭夫妇》的相同之处较多。吴王小女紫玉与韩重相“悦”，“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韩重托父母去求婚，吴王一怒之下，断然拒绝，致使紫玉心情抑郁而死。韩重从外地游学归来，得知紫玉去世，“往吊于墓前”。紫玉“魂从墓出”，与韩重相见，并唱了一首哀怨欲绝的歌。这种感伤情调以及对感情的执著，都与《韩凭夫妇》相通。区别在于:韩凭与何氏系夫妻之情，韩重与紫玉为恋人之情。宋康王因好色而蓄意制造悲剧，是卑鄙的权贵;吴王因不满于女儿的私订终身而拒绝韩重求婚，是个“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父亲。

《紫玉》还有些内容是无法与《韩凭夫妇》作比较的。比如对于“死生异路”的强调。紫玉在唱完那首哀怨欲绝的歌后，唏嘘流涕，邀请韩重到她的墓中去，韩重不愿意，说:“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他后来虽然进去了，也仅停留了三天三夜。韩重的这种态度，紫玉表示非常理解:“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并非偶合，在《搜神记》卷一六《卢充》中，当卢充得知“崔是亡人”而他曾“入其墓”时，亦“懊惋”不已;他与崔少府女的婚姻，亦以三日为限。

“死生异路”的观念在《搜神记》卷四《胡母班》中有更集中的表达。胡母班走泰山府君后门，让他死去的父亲做了本地社公。此后，胡母班的几个儿子便相继夭折。原来，他父亲想念诸孙，将他们召到阴间去了。泰山府君的一句话点题:“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其传书情节对唐传奇《柳毅传》或有影响。

无论是《紫玉》、《韩凭夫妇》，还是《卢充》、《苏娥》，读者从中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对鬼的深厚的同情心。人对她们不带丝毫敌意。但卷一六《秦巨伯》却写了一个狡诈残忍的鬼:其本事出《吕氏春秋》卷二三《慎行论·疑似》。《吕氏春秋》称这种“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的鬼为“奇鬼”，可见他们本属于鬼中的无赖;正如人类中存在阴贼之徒一样，鬼世界亦然。这种恶鬼的出现，并不影响志怪作者对鬼的基本同情的态度，正如志怪作者并不因为人类中有邪恶者就仇视整个人类一样。

怪故事集中在十七、十八、十九三卷。怪，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妖精，系由年老的动物、植物、器物变化而成，是与人格格不入的异类。它们作恶多端，常干坏事，并不时幻化为男子，淫人妻女，如《田琰》中的犬怪。也许有必要指出，在涉及男女关系的志怪小说中，和人恋爱的鬼几乎全是女性(已死的丈夫与活着的妻子同居属于例外)，同样，下凡结婚的也全是女仙。为什么不是男鬼或男仙呢?我想，主要因为，倘若一位男仙下凡，或一位男鬼现形，来到人间建立家室，又不能“从一而终”，那就有玷污人妻女的嫌疑。而女鬼、女仙与人间的男子恋爱，却不会被视为品行不端。与上述现象成为对照，物怪却常以男性的面目出现在男女关系中，这便鲜明地显示出了怪的可恶。

物怪有时也幻化成求爱的女性，其中尤以狐最善于蛊惑男子。如《阿紫》中的阿紫。后世称善作媚态迷惑人的不正派女子为“狐狸精”，就是由这类故事演变而来的。阿紫的神通也确实够大的。王灵孝因而放弃了职守，抛弃了发妻，被救出来后，还恋恋不舍地回顾那段“乐无比”的生活;阿紫之善于媚惑，可见一斑。至于别的物怪，虽也想方设法媚人，但那本领就小多了。如《搜神记》卷一八《苍獭》。苍獭之不高明，从几个方面看得出来:其一，全身上下都穿着青色的衣服，撑着青色的伞，装束甚为古怪;其二，它诱惑的对象是管堤的小吏丁初，丁初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现在忽然有个女人冒着阴雨天气走路，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其三，丁初快步地走，它也追得很急，但距离却越拉越大，足见其能耐有限。如此獭怪，却多次用色相来迷惑年轻人，假如有人上当的话，那也只是因为男子太好色(人性的弱点)。

从《搜神记》中，我们还能了解到魏、晋、南北朝人对物怪的蔑视之意。无论物怪有多么大的神通，人都不必害怕它们。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是充分的。第一，人有办法使物怪现出原形，只要带上一只猎犬或一面古铜镜;第二，方士可以服怪，如《搜神记》卷三《淳于智》所写;第三，气豪胆壮、风度旷达足以服怪。第三类与魏、晋、南北朝的士风相通，故事也较有趣，如《搜神记》卷一八《宋大贤》。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战胜物怪，战胜物怪的前提是自身人格的健全。卑鄙委琐，利欲熏心，就不仅不能战胜物怪，还会被物怪所捉弄。《搜神记》卷一七《倪彦思》便是一例。嘉兴倪彦思家，忽来狸怪，惟闻其声，不见其形。它来不久，便把奴婢窃骂主妇的话告诉了彦思;彦思觉得有利，遂容许它住在家中，相安无事。后来，因狸怪提出要彦思的小老婆作陪，触犯了彦思的利益，彦思就请了方士来驱逐它，可是方士也无能为力。下面的一个细节是意味深长的:

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者。三年后去，不知所在。

《倪彦思》表明了一个意思:人不立德，便不足以胜物怪。此外，故事还流露出几许愤世嫉俗之情。试想，“自后无敢道者”，不是暗示人人都有把柄捏在狸怪手中吗?

在仙、鬼、怪故事之外，《搜神记》还有不少著名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前者如盘瓠神话(卷一四《盘瓠》)、蚕马神话《卷一四《女化蚕》)，后者如东海孝妇传说(卷一一《东海孝妇》)、范式、张劭友情故事(卷一一《范巨卿张元伯》)。后两个故事成为元代杂剧的重要题材，关汉卿有《窦娥冤》，宫天挺有《范张鸡黍》。

《搜神记》中还有其他内容，如神灵感应(集中于第四、第五卷)、天灾地妖(集中于第六、第七卷)、瑞应符命(集中于第八、第九卷)、以梦占卜(集中于第十卷)、万物化成(集中于第十二卷)等，它们大都“承于前载”，干宝只是做了辑录、分类编排和文字润色的工作。如卷一二《落头民》、《蕏虎化人》、《,国马化》诸条，本事出自《博物志》;卷一○《和熹邓后》、《禾三穗》，本事出自《东观汉记》;从“广异闻”的角度来看，其价值不高，但干宝搜罗完备，亦功不可没。有些故事的叙写，较“前载”曲折、生动，见出烹炼之功。

《搜神记》的问世，标志着“搜神”体在志怪小说中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它在中国志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都应以此为基点来加以阐述，否则便不得要领。这一点，我们将在《志怪小说的审美追求》一节加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