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题魏文帝《列异传》

《列异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搜神”体的第一部杰作，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的第一部杰作。

《列异传》以鬼、怪故事为核心题材。所谓鬼，即阴间的人;所谓怪，指的是各种“年老成魔”的动植物或无生命之物，也就是怪物，或称物怪，后世习称为妖精。由于鬼、怪的身份不同，《列异传》对二者的态度亦明显有别。^[1]

先看怪故事。《郅伯夷》载:

汝南北部督邮西平郅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惧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独住宿，去火，诵《诗》、《书》五经讫，卧。有顷，转东首，以絮巾结两足，以帻冠之，拔剑解带。夜时有异物稍稍转近，忽来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魅，呼火照之，视得一老狸，色赤无毛，持火烧杀之。明日发视楼屋间，见魅所杀人数百枚。于是亭遂清静。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也。

本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狸怪经常杀人，罪大恶极，可见怪物与人类是势不两立的，所以郅伯夷对它也决不留情。第二，在实际生活中，器物不具生命力;植物虽具生命力而无法自由活动;只有动物，其生命层次最高，而在动物中，狐、狸又格外狡黠。这也就决定了各种怪物的神通的大小。一般说来，动物怪胜于植物怪，植物怪胜于器物怪。^[2]狸怪则是动物怪中的“佼佼者”。因此，郅伯夷与它的较量，并不轻松。郅本人“有大才略”，且事先做了准备，较量时又出手迅捷，以防狸怪反抗或逃匿。这些都写得饶有风味。《汝南有妖》、《彭城鲤怪》、《王周南》等则，旨趣略近。

对付器物怪就轻松多了，如《张奋宅》:怪物的数量不少，杵怪、钱怪、金怪、银怪，一一亮相。可是其智力程度太低，自报家门，自泄机密，自取灭亡。何文轻而易举便将它们扫除，且因此而成巨富。故事有着浓郁的喜剧色彩。

也许不应忽略，上面提到的狸怪、杵怪等，尽管最终被消灭，但它们此前却已害死了不少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战胜怪物或为怪物所害，导致这两种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列异传》告诉我们，关键在于人是否具备浩然正气。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敢于并善于向怪挑战，人就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郅伯夷、何文的胜利，便表达了这种对于怪的蔑视态度。此外，《列异传》中还一再写到方士服怪，这也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

再看鬼故事。《谈生》是志怪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它所包含的意蕴异常丰富。首先，鬼依旧怀有人的感情。睢阳王女以鬼的身份与谈生结为眷属，生儿育女，诀别时又为谈生安排好下半辈子的生活，这种贤妻良母的品格，几乎使读者忘记了她是从阴间来的。其次，鬼希望重返人间。睢阳王女为了复生，宁愿忍受三年不见灯火(光明)的暗淡岁月，这需要何等坚忍的毅力。活着是美好的，人理解这一点，来自阴间的鬼更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其三，人对鬼的理解，其实是对人自身的理解。如果排除阴间和阳间的差异，人与鬼有什么差别?因此，当睢阳王女复生的希望破灭，读者的心，无疑和目睹现实的悲剧一样沉重。志怪中不乏悲剧作品，此其一例。

鬼是人的折射。《谈生》如此，《蒋济亡儿》亦然。故事旨在强调“死者有知”:鬼可以向活人托梦;鬼在阴间继续“活”着。人死了，但并没有失去知觉，并不是彻底的消失。这一想像可以减轻人类对于死亡的畏惧。

为了证明“死者有知”，故事提供了一连串的见证人:蒋济、蒋济妻子、孙阿。将他们串联在一起的，是为蒋济亡儿走后门这件事。鬼世界也讲“关系学”，仿佛成了人间社会的倒影。

《蒋济亡儿》在艺术上已相当成熟。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各具性情:蒋济亡儿因死生异路，福禄难续，急于改变自己的处境，故言语恳切，充满焦虑;蒋济难于感悟，而一旦感悟便心急如焚;蒋济妻子怀着宁信其有的心情，鼓励丈夫一试;孙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从这些地方，都可见作者是善于把握人物个性的。

《蔡支致书》也与冥府或阴间有关。这则较早的复生、传书故事，表达了魏晋人对于鬼世界的设想:人死了，并不是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了。鬼有自己的明确去向——阴间，具体地说，即魂归泰山。泰山神还下辖若干机构。《蔡支致书》说泰山有城郭，统治者是泰山神，“仪卫甚严，俱如太守”，他的外孙是天帝，足见权限之大。《蒋济亡儿》中的泰山令，也许就是泰山府君的下僚。泰山神既然是阴间的管理者，他以及和他有裙带关系的人，当然就不难令鬼复生了。蔡支因替泰山神传书，而得以与已故的妻子重温夫妇生活，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鬼故事中，《宗定伯》值得讨论一番。鬼的生活与人相仿，这并不奇怪，因为鬼曾有过做人的经历;但鬼之为鬼，又必然有其异于人的习性，《宗定伯》正是对鬼的习性的设想。在作者看来，鬼至少有三个“生理”特点:一、新鬼重，老鬼轻;二、鬼渡水不出声;三、鬼怕唾液。当然，这只是作者的设想。为了使读者相信，他提供了一个见证人:宗定伯。宗定伯异常聪明，而小鬼却过于愚笨，于是才有宗的引诱、鬼的“招供”。不妨说，作者设计一个聪明的人、愚笨的鬼，目的是便于套出鬼的口供，似无其他的深意。

《宗定伯》的价值内涵，曾被概括为“不仅宣传了鬼魅不可怕，而且还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机智”，^[3]这也许是对的，因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到一位姜三莽，就是因为读了《宗定伯》，而生捉鬼致富之想，每天夜晚潜伏于坟墓之间，伺机猎鬼。但台湾学者叶庆炳《魏晋南北朝的鬼小说与小说鬼》一文却以为:“把鬼写得这样笨，仍然是人类怕鬼心理的流露。”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像宗定伯捉鬼那样，利用鬼的天真无邪而牟利的阴险行为，乃是被讽刺、被指责的对象。^[4]见仁见智，读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5]

《列异传》在中国志怪小说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将洗练的文笔与丰厚的意趣结合，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它的出现，使志怪小说打破了“博物”体、“拾遗”体的局限，形式灵活，不拘一格，可以自由自在地搜罗各种异闻，极大地拓展了志怪小说的表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