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博物”体志怪的审美追求

“博物”体源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

战国时代《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准“博物”体志怪的产生。其特征是:外表还是记地理、物产，但“好怪而妄言”，充满了荒诞的内容。汉代的《神异经》、《十洲记》已是成熟的“博物”体志怪。魏、晋、南北朝的《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则是“博物”体志怪高峰期的作品，而以《博物志》成就较高。

从创作目的看，“博物”体小说旨在满足读者对无垠的空间世界的神往之情。古罗马的柏拉图派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郎吉努斯认为，文学形式的力量不是来自技术规则和分析，而是来自更为深刻的东西——激情，来自作者对超越现实世界之外的事物的神往，对无垠世界、大洋、星星和埃特纳火山所喷射火焰的神往。真正的东西一定是精神性的，它使听者心醉神迷，使其变得像马一样，奔腾跳跃，甚至使其幻想自己是所听到之物的创造者。“博物”体作家在静默中观照幻象，也热爱幻象，并依靠其内在的、能看到幻象的官能去创造幻象。人的视野本来被禁锢在狭小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一旦窗户敞开，使之得以眺望远方异域，怎么不令读者兴奋和沉醉呢?“博物”体志怪的魅力首先即在于此。其中的那些著名篇章，充分地满足了读者自由地不受限制地驰骋于空间中的需要，如《博物志》卷八《八月槎》。

与创作目的相联系，在题材上，“博物”体志怪以“异物”即远方珍异为主。《山海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山川道里物产及远国异民;《神异经》“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6]《十洲记》热衷于向读者介绍道家的大丘灵阜、真仙神宫、仙草灵药、甘液玉英、奇禽异兽;《博物志》以“物”名书，堪称画龙点睛。

从写法看，“博物”体是从地理书发展来的，重在说明远方珍异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意在使读者清楚明白地把握对象，所以，生动的描写较之曲折的叙事是更重要的。与此相关，“博物”体可以利用图画来加强直观性。《山海经》也许是根据图画而写成的。《神异经》是否先有图画不得而知。但其中“状似虎”、“状如人身”、“其状如鸡”一类的陈述方式，突出的仍是对象中能够画出的特征。《十洲记》中，“有鸟如乌状”、“形似偃盆”的句型以及对色彩、距离的强调，用意亦同。莱辛《拉奥孔》在谈到绘画(或造型艺术)与诗歌(或文字艺术)在功能上的区别时指出，绘画宜于表现物体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和情事。这一对比似也适用于“博物”体与“搜神”体:“博物”体注重表达空间里的景象平列，“搜神”体注重展示时间上的情节延续。就故事性而言，“博物”体是不能与“搜神”体一较长短的。因为“博物”体本不以叙事见长，它的优势在于刻画事物。

“博物”体偏于刻画空间中的“异物”，这限制了它在题材上向“搜神”体的延伸(“八月槎”已是“搜神”体的写法，但其题材特征依旧是“博物”体的);同时，地理书的说明力求简洁，这一传统延续下来，遏制了“博物”体在描写方面过于繁缛的辞赋化倾向(《十洲记》)，已热衷于穷妍极态、镂金错彩，再发展一步即成为“拾遗”体了。因此，“博物”体在题材选择及表现手法方面受到较大制约，其发展潜力较“搜神”体为小。后世的“博物”体名作，仅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一部;北宋初陶《清异录》、宋李石《续博物志》、明游潜《博物志补》，只是强弩之末，聊备一格而已。

【注释】

[1]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3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94页，38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1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孟郊著，韩欣泉校注:《孟郊集校注》，375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