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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体源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夏禹治水，“定高山大川”，这是古代中国人在生产生活中运用地理博物知识的较早尝试，一向被视为地理博物学的起点。至周代，还专门设立了与山川道里、土地物产、外邦异域有关的机构，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根据这些机构所收集的资料，后人编写成《禹贡》、《周礼·职方氏》及《周书·职方解》等地理博物著作。

战国时代《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准“博物”体志怪的产生。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以之为“古今语怪之祖”，^[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山海经》是“小说之最古者”^[3]。

《山海经》原本三十二篇，西汉刘歆(后改名秀)等校定为十八篇。此书撰者，旧称夏禹、伯益，但书中载有夏后启、周文王以及秦汉时代的长沙、象郡、余暨、下隽诸地名，可知此书绝不会产生于三代以前，大概成书于战国时代，秦汉间又有增益。^[4]其中《五藏山经》简称《山经》，叙述各方山水、动植、物产、怪异。《海外》、《海内》、《大荒》各经简称《海经》，记载殊方异闻，保存了丰富的远古神话传说。

从体例看，《山海经》以方位的移换为依托。不妨浏览一下本书的总目:

《隋书》、《唐书》诸志，皆以《山海经》为地理书之冠，并非毫无理由——至少其体例与地理著作非常一致。

从写法看，《山海经》也具有地理书的某些特征，即重在说明远方珍异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意在使读者清楚明白地把握对象，所以生动的描写较之曲折的叙事是更重要的。与这一特征相关，《山海经》可以利用图画来加强直观性。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亦云:“经载叔均方耕，鬎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及读王伯厚《王会补传》引朱子曰:‘《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余意顿尔释然。甚矣!紫阳之善读书也。”^[5]晋代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所谓“流观《山海》图”，不是随便写的。

《山海经》的体例、手法与地理著作相同之处甚多，但“好怪而妄言”，充满了荒诞的内容，实非地理著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所云:“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6]其中有几则影响深远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

《山海经》是中国“博物”体志怪的起点。以它为先驱，汉代产生了《括地图》、《神异经》、《十洲记》等成熟的“博物”体志怪。至魏、晋、南北朝，以《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为标志，“博物”体志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下我们即对汉代作品加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