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人传奇的基本审美特征及繁荣原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首次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以揭示唐人传奇的基本审美特征。这一命题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同，但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却因人而异。在诸多阐释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将“有意为小说”界定为“有意虚构”。“虚构”是从西方小说理论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它虽然与中国传统术语“幻设”含义相近，却因与体系化的西方小说理论配合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在西方小说理论中，虚构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构成小说三要素;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小说，只需看它是否完整或比较完整地具备了这三个要素。以三要素为标准来观照中国叙事文学，不难发现，早熟的中国历史著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叙述方面已捷足先登，惟一不足的是未尝有意虚构。而唐人的卓越之处，在一部分学者看来，首先便是“故为幻设语”，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标目下，还论述了唐人传奇除虚构外的其他特点:“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大率篇幅漫长，记叙委曲”，“叙述宛转，文辞华艳。”鲁迅这样论述问题，表明在他看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非仅指唐人始有意虚构，还包括艺术表达上有意与历史著作立异。我将这一特点概括为传、记的辞章化。这是唐人传奇的第二个审美特征。有些学者尽管未能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加以确认，却凭借其艺术感受力直观地体会到了。如胡怀琛曾从体制的角度归纳出传奇的五大特性:“(1)每件少则几百字，多则一千二千字，尤以一二千字以上独立成篇的为佳。(2)每件包含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大概不外乎是神仙、妖怪;才子、佳人;武士、侠客。(3)独立成篇的，每篇自首至尾，有很精密的组织。(4)词藻很华丽，很优美。(5)和纪事的‘古文’不同。古文中的事‘真’的部分多，‘假’的部分少。传奇则和它相反，‘真’的部分少，‘假’的部分多，甚至全是假的。词藻比‘古文’更浓厚，描写得比‘古文’更真切细腻。独立成篇的篇幅，也比‘古文’为长。所以它和纪事的‘古文’绝不相同。”^[6]从其罗列来看，他不仅注意到人物、故事、虚构，也注意到了辞章化的问题。李宗为指出，唐人传奇“所用的文体一般是相对韩柳古文来说较为通俗也较为华美的文言散文体，描写人物外形或景物常用铺陈夸张的骈文等等”^[7]。这也是对辞章化特点的描述。陈文新《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从“示有所本与史家笔法”、“限制叙事与沉思翰藻”、“‘传’、‘记’互补与史、诗融合”三方面概括了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8]

阐释唐人传奇的审美特征，不能忽视其题材选择的价值取向。就题材选择的价值取向而言，陈文新认为，唐人传奇之“奇”，是与正史之“正’相对而言的。在正史中，一切“无关大体”(即无关于天下兴亡的大体)的人、事都应被排除在外，而唐人传奇却聚焦于“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有几个现象是值得一提的:其一，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济天下’的‘归仁养德’的人格一向居于价值取向的主导地位，作为其补充的则是‘独善其身’的逍遥无迹的隐士;士大夫中的这两类人历来都是正史立传的重点。但在唐代传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豪侠义士。而在豪侠义士中，玩世不恭的盗侠偏偏又非常活跃。其二，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内容，正史关注的是其功业，是其仕途经历，而唐人传奇则将仕途、功业化为南柯一梦，将社会人生的天地化为蚁穴;与此形成对照，正史所忽略的士大夫的爱情，士大夫的人生如梦的感喟，却得到浓墨重彩的渲染。”^[9]陈文新将唐人传奇的题材粗略地归纳为“爱情”、“豪侠”、“隐逸”，意在既对题材加以分类，又同时揭示题材所蕴含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研究唐人传奇的学者，在将众多作品分类时，由于未能充分关注价值判断与题材选择的关联，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将唐代小说分为别传(史外的逸闻)、剑侠(武侠男女的武勇谈)、艳情(佳人才子的艳话)和神怪(神仙、道释、妖怪谈)四种类型，“别传”据体裁分类，其他三类据题材分类，划分标准未能统一^[10]。郭箴一《中国小说史》第四章将唐人传奇分为神怪(神仙道释妖怪谈)、恋爱(佳人才子的艳情故事)、豪侠(侠男侠女的武勇谈)三类^[11]，大体依傍盐谷温氏。李剑国将唐人传奇分为性爱、历史、伦理、政治、梦幻、英雄、神仙、宿命、报应、兴趣等十大主题，以主题标目，关注的其实还是题材^[12]。程国赋将唐代小说分成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五种类型^[13]。

另一部分研究唐人传奇的学者，目光所注，无疑是作品的价值取向，但因习惯于用读正史或诗文的眼光读小说，他们所描述的唐人传奇俨然具有了正史的功能。刘开荣从五个方面概括唐人传奇:“朋党之争与《周秦行纪》”;“传奇小说中的恋爱主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上)》(《李娃传》与《莺莺传》)”;“传奇小说中的恋爱主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下)(《霍小玉传》)”;“反映小有产者思想意识的《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晚唐的农民起义与豪侠小说(《红线传》及《虬髯客传》)”^[14]。这样一种视野中的唐人传奇，与其本来面目是有距离的。卞孝萱《从〈唐代小说与政治〉说文史兼治》一文着眼于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将唐人传奇分为五类:(1)指名道姓，公开、直接地攻击政敌;(2)用含蓄、曲折或者影射的方式，揭露、批判某一政治事件;(3)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一种丑恶的、反常的现象进行讽刺;(4)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小说，抒发个人胸中不平之事，这种“不平”，往往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能引起他人共鸣;(5)借古喻今，或假托神话，来寄托对现实社会的期望，或者进行劝诫。^[1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唐人传奇的基本审美特征至少有三:一是有意虚构(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相配合的虚构);二是传、记的辞章化;三是面向“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我们衡量一篇作品是否可称为传奇，其水准高下如何，应当兼顾这三个标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受西洋小说理论影响太深，不问情由地一概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虚构作为成熟小说的充足条件，于是，当他们清理小说史料时，竟理直气壮地将唐以前的许多作品视为传奇小说。这种情形从“五四”以来即绵延不绝，而集其大成的当数薛洪!的《传奇小说史》。薛氏“认为传奇小说史应从先秦写起”，并断言传奇小说在唐以前就已成熟^[16]。薛氏采用的是何种尺度?很简单，即:一部包含了虚构成分，故事情节较为曲折，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的作品，就是成熟的小说。例如，他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庄派学者大约是最早正面而系统地提出以虚构想像来写人叙事的文学家。”“在《庄子》中确实写出了相当多堪称为小说的作品。曾经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有《盗跖》(第一段)、《渔父》、《说剑》、《列御寇》(第一段)等篇。这几篇的篇幅都相当于短篇小说，表面上是历史故事，实际上纯属虚构。”^[17]《战国策》“据今人缪文远等的考证，其中有一百篇左右是拟托之作，即虚构之词。像《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唐雎不辱使命》、《楚考烈王无子》、《蔡泽见逐于赵》等传诵不衰的名篇，实非信史。诸祖耿说《苏秦》篇，‘虽非寓言，究异实录，视作小说传奇可矣’，实为一语破的”。“在此书的虚构性作品中，有一些已是写得十分出色的短篇小说了。”《拾遗记》中“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如《薛灵芸》、《翔风》、《糜竺》等，都曾被视为传奇小说而单独流传过”。“《博物志》中的《猛兽》条，很可能是篇传奇小说的梗概或原型(见下文《海内十洲记》)。《搜神记》则较完整地保存了晋人张敏的传奇小说《神女传》、佚名作者的《杜兰香别传》的片断等。”^[18]这些评述，个别意见是合理的，如《拾遗记》的部分篇章确与唐人传奇非常接近，但从总体上将“有关大体”的子书(如《庄子》、《韩非子》)、史书(如《左传》、《史记》)均纳入传奇小说领域，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而失误之所以产生，又是由于衡量的标准不当。薛氏对传奇小说的基本审美特征，未能做周全的把握。

以传奇小说的三个主要审美特征为基准，我们的看法是:传奇小说成熟和繁荣于唐代。那么，它兴盛的原因何在?

论及唐人传奇繁荣的原因，学界留意最多的是传奇小说勃兴与古文运动、进士科举及佛教的关系。

古文运动对传奇小说勃兴是否有促进作用?刘开荣明确表示肯定。他指出:“此中有一不谋而合的铁的事实，就是正当古文运动奔腾澎湃之时，也恰是传奇小说风起云涌之期，同时文坛上一般古文巨子，又几无例外的都是一时闻名的传奇小说家，所以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先生语)，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话。”^[19]此论在学术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也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见解，如程毅中指出:“唐代小说导源于六朝志怪，本来就以散文作为叙事文体，唐前期作品如牛肃的《纪闻》、戴孚的《广异记》以至沈既济的《任氏传》，都产生于韩愈提倡古文之前。而且，学者公认的最佳小说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等之作者，历来也没有人称之为古文家。尤其是到了后期，小说家大量运用诗歌骈文，形成了‘用对语说时景’的传奇体，因而被北宋的古文家尹洙所嘲讽，又怎么能说传奇文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呢?”“古文运动说恐怕是难以成立的。”^[20]石昌渝甚至认为:“传奇小说在最初的时候是用史传笔法写志怪，并且受南北朝绮丽文风的影响，与古文运动没有关系。传奇小说喜欢铺陈，辞藻华丽，内容多艳情，又恰与古文运动的精神相背离。古文运动对传奇小说创作是有影响的，这影响却是消极的。”^[21]

进士科举与传奇小说勃兴是否有内在联系?刘开荣亦持肯定态度。他从对温卷的考察入手论述这一问题。“其时科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尚或是制度，便是‘温卷’。”“所谓‘温卷’者，便是要先给考官一种印象，在文坛上造成一种舆论。所以在未入试场前，谁应及第，谁应列甲科，便早已有了定论。入场受试，只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此风在中唐时尤盛。”“当时因为‘古文家’注重议论叙事及诗词三种文体，所以举子所投的‘行卷’，也必须同时包括这三种体裁。小说既为‘行卷’内容最重要的部分，自然也必得同时具有这三种体裁(至少二种)才能算为完备的小说典型。”^[22]刘氏此论，实承鲁迅而来。吴志达《唐人传奇》、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等都赞同行卷、温卷之风推动了传奇小说创作的说法。持异议者主要有程毅中、李剑国。李剑国在列举了此前有关唐人传奇繁荣的诸种因果说明之后，断言“‘行卷’之说尤无道理”，“其实中晚唐的行卷，都是用诗文或著作投谒主司或名人的”^[23]。程毅中则致力于否定唐代小说与进士阶层的联系:“传奇小说的作者确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并不都是进士。”“唐代进士中一部分人写过小说，但小说与科举的关系远不如诗赋之明显。”^[24]

论及传奇小说勃兴与佛教的关系，刘开荣的意见是:“传奇小说在体裁、结构及思想内容上都受到佛教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在内容与取材方面，传奇小说作家在佛教文学启迪下，“想像力更加丰富”，或直接“采用佛教故事”^[25]。佛教对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为诸多学者所关注，但从什么角度作重点描述则见仁见智。程毅中认为:“尽管在社会生活中佛教战胜了道教，而在小说领域里，道教的影响却比佛教更大。”^[26]陈文新的看法恰好与程毅中成为对照。他承认“道教在启发唐传奇作家的虚构才能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认为“佛教对传奇作者虚构才能的激发，或许比道教更为重要”。不仅“诸多佛教故事的细节已转化为传奇作品的血肉”，而且“从整体上开阔了作家们的视野。甚至在一向为道家占据的神仙故事中，佛教也能大有作为”^[27]。

关于唐人传奇的兴盛，李剑国极力反对从外部寻找原因。“常见到这样一些分析:政治开明、城市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实行科举制度，解放人才，庶族知识分子地位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进士们又特别喜欢传奇;言论自由、思想开放，促进了小说发展;市民阶层壮大、市民艺术兴盛给文人小说注入新鲜血液;道教、佛教的流行促进了小说作者想像力的提高;古文运动哺育了传奇小说;诗歌起了促进作用;举子以小说行卷之风起了刺激作用。如此等等。看来很全面，也不能说都没有道理。但细想一下，又常常有隔靴搔痒之感，甚至似是而非，磗格难通。”“唐小说繁荣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小说本身去寻找，从小说传统中去寻找。”^[28]

程国赋指出，“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与进士行卷、史传文学、古文运动、六朝小说、社会背景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歌的兴盛对小说兴盛的促进作用。作者考察了唐诗与唐人小说之间的几种内在联系:第一，先有小说，后有相关题材的诗歌创作。第二，小说与诗歌同时出现。第三，先有诗歌，后有小说，换言之，诗歌的流传引发了相同题材的小说作品的面世。在诗与小说的这三种联系中，作者重点论述第三种，并将第三种缕分为四个方面:“一、处身于朋党斗争中的某些政客、文士，出于政治的需要，依照有关诗歌中的人、事构筑情节，以此作为证据攻击对方。”如《补江总白猿传》。“二、围绕诗歌创作，表现名人的才学、爱好、生活经历与风流趣事等。”如晚唐孟蓕根据诗意创作的《崔护》。“三、根据诗人行卷之作而加工。”“四、几篇唐传奇根据同一首诗歌而创作。”^[29]所举例证中，有些作品并非唐人传奇，如《云溪友议·韩愈》、《幽闲鼓吹·顾况》等。

诸多学者对唐人传奇兴盛原因的探讨，虽然未能取得全面的共识，但在某些问题上，或发现新材料，或对旧材料的解读较前人深入，从总体上提高了学术水准，有助于唐人传奇研究的推进。

这里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一部著作是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围绕叙事观念与叙事方式的种种演变，细致考察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文体上渐次独立的前因后果，其核心论点是: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唐传奇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由于曾对古典诗歌和整个文学史进行过多年较为深入的研讨，在小说文体探研时，作者能够避免一般小说研究者知道结构上的不足，驾轻就熟地将各种文体的特征加以贯通，并进行比较。作者宏观地鸟瞰古代文学中的各种样式论证了文学与‘事’的密切关系，并将文学与‘事’的关系概括为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种。指出诗的比兴及一些以议论为主的作品属含事之作;像咏事诗等以缕述事实、抒情议论为主的属咏事之列;像唐传奇这样具体细致描绘故事的，称为述事;在它的基础上，用人物形体表演和对话语言完成故事叙述的戏剧——演事，才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这样，作者就向我们展示了文学史上由抒情——表现艺术的诗歌，渐渐孕育出过渡到叙事——再现艺术的小说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叙述方式和叙述能力的变革则成为连接两者的重要脉络。”“在谈及小说文体的孕育形成时，竟然从诗歌、辞赋中找到最初的小说元素，证明了小说因子的早期存在，这种见解显然是富于创造性的。作者也并未忽视史传乃至神话与小说文体交相滋哺的作用，书中论及神话历史化给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学叙事能力向历史领域转移，二是史贵于文价值观的确立。”“作者还从对中国古代史籍，尤其是纪传体史籍的具体分析中，概括出六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叙事特点，即内容的由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转化;创造出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的新变;叙述语调的多样化，特别是谐谑化;形象塑造方面的突破;和戏剧因素的介入;等等。除此以外，该书还对唐传奇的艺术特色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