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轶事小说(或志人小说)的类型划分及研究

轶事小说又称志人小说。志人小说是与志怪小说相对而言的。志怪侧重于记神仙鬼怪，志人则侧重于记人物言行片断。

首创“志人小说”这一术语的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中说:魏晋以来，释道互扇而流为清谈，“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1924年，他在西安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演讲，明确使用了“六朝志人的小说”一语，与“六朝的志怪小说”相对。这一命名，从题材上将“俱为人间言动”的一类小说与“鬼神志怪之书”区划井然地分为两种类型，问世以后，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如宁稼雨据之撰专书《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亦使用“志人”一词。也有一部分学者不用“志人”而用“轶事”，如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志一出版社1995年3月版)。用“轶事”而不用“志人”，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从字面意义上看，凡写人的小说都可称为志人小说。这不仅包括除志怪和部分传奇以外的全部文言小说，连写普通凡人的所有白话小说似亦包括在内。这样的理解，显然与鲁迅原意不符。鲁迅说的志人小说，实指《世说新语》一类作品，照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意见，这类作品不讲格高调遒，不在乎文理的有无，闲暇时写，闲暇时读，从整体上弥漫着闲适的氛围。为了突出这种题材特征和表达上的特征，选用“轶事小说”自有其合理性。还有人使用“清言小说”这一概念，如郭箴一《中国小说史》，理由是《世说新语》等是“清谈”的产物，所记为士大夫的“清言”。

轶事小说的子类划分在古小说研究界存在较大分歧。鲁迅所说的志人小说，不存在子类划分的问题，因为，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这一术语所涵盖的小说限于《世说新语》这一类型，《笑林》等作品被视为“《世说》之一体”，所以，《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专论志人小说，标目即为“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以鲁迅的志人小说概念与刘知几、胡应麟、纪昀的相关概念对比，我们可得出下表:

不难看出，鲁迅说的“志人小说”，大体与胡应麟所说的“杂录”、刘知几所说的“琐言”相对应，故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认为:“如果仍按鲁迅的划分来理解志人小说的内涵，则不如像刘知几那样直呼其为‘琐言’。鲁迅这个术语的使用对于划清与志怪的界限是有益的，但无形中又给逸事和琐言小说之间制造了新的隔阂，一大批逸事小说等于被拒之小说门外。”

宁稼雨所谓“逸事”，指的是《西京杂记》这一类作品;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归入逸事类，宁稼雨借用了这一称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评介过《西京杂记》，但不是放在六朝部分，而是放在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中。毫无疑问，鲁迅是将《西京杂记》视为古小说的，只是未将之归类。如果我们一定要代鲁迅做这件事，似乎只有归入志人小说才算恰当。这样，宁稼雨与鲁迅就没有分歧了。

宁稼雨为志人小说设计了两个子类:逸事和琐言。他在《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引用刘知几关于“逸事”和“琐言”的论述，诠释说:“刘氏所说的逸事小说，即指《西京杂记》一类偏于记录野史故事的小说，而他所说的琐言，则指《世说新语》一类以片言只语或简略勾勒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笔者认为志人小说这个名称应当包括逸事和琐言这两部分文言笔记小说。也就是用志人小说之名，含《四库》所收杂事小说之实。”“我们所谈的志人小说，是以琐言小说为主，同时也兼及逸事小说中的小说成分。”

将《西京杂记》一类作品纳入轶事小说范畴，这在笔记小说研究界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和《中国笔记小说史》等都是这样处理的。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将唐前古小说分为三类:“志怪小说记载神鬼怪异故事，志人小说记载人物琐闻逸事，历史小说则记载传闻性的历史人物事件。”并认为《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西京杂记》是历史小说的代表。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也视《西京杂记》为“著名的杂记体小说”，未纳入志人小说的框架内。

侯忠义、陈文新为轶事小说设计了三个子类。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名之为笑话类(含《笑林》等)、琐言类(含《世说新语》等)、轶事类(含《西京杂记》等);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为简明起见，称之为“笑林”体、“世说”体、“杂记”体。称谓略异，基本的分类依据是一致的。将轶事小说分为三个子类，或分为两个子类，区别仅仅在于:宁稼雨等人将《世说新语》与《笑林》等归为一类，理由是排调乃“《世说》之一体”;陈文新等人将它们一分为二，则是考虑到，《笑林》等作为独立的笑话集，已非“世说”体所能囊括。

在六朝轶事小说中，《世说新语》居于核心地位，研究成果也格外丰富。

探讨“世说”类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志人小说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五四时期的学者，一方面受到中国“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受到泰纳等的文艺社会学的影响，眼界开阔，颇具识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入手，用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来解释“文变”，指出“清谈”是“世说”类小说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有关《世说》的专著。该书第三章探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的关系，对鲁迅的观点有所丰富和发展。王能宪根据《三国志》、《晋书》等史书和《世说新语》中的大量材料，论证用“风流”或“名士风流”来形容魏晋士人风气或时代特征，并不是后人所赋予的，而是当时人一种明确的追求和崇尚。而《世说新语》一书则集中、充分而又生动地表现了魏晋风流，成了“中国的风流宝鉴”。这表明，《世说新语》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编撰者准确把握时代本质特征的结果。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等也都一致强调清谈促进了“世说”类小说的兴盛。

从取材和宗旨来看，《世说新语》以名士为对象，“以玄韵为宗”，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各人切入的角度和描述的分寸仍有差别。鲁迅注重这一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将《世说新语》定格为“名士教科书”。王瑶是深受鲁迅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中说:《史论》第二部分是“文人生活”，“这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着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其中《文人与药》、《文人与酒》和《论希企隐逸之风》三篇大量征引《世说新语》，不妨视为对这部小说的一种研究。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将魏晋风度概括为谈玄、品题和任诞，着眼点也是文化现象。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称《世说新语》为“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并从“清谈玄学与人物品评”、“文人放诞行为”、“妇女题材”、“暴露丑恶”、“道德追求”五个侧面分别作了描述(宁氏后来撰《〈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一书，题旨有所扩大)。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以“玄韵——高远的人生境界”为小标题，对玄学的生活情调作了探索描述。

《世说新语》在艺术表达上的长处，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发表“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的意见以来，学术界的探讨逐渐深入。在某几个方面，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比如都肯定《世说新语》“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善于把记言记事结合”;“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5]。较早提出一家之言的是宁稼雨。其《中国志人小说史》从体例、形象、语言三个方面探讨了《世说新语》的表现形式。体例方面，他认为“点”、“网”和“空白”特别值得注意。形象方面，他指出了三种方法:合成、对比、以静写动。语言方面的分析以发挥鲁迅的意思为主，认为“玄远冷俊”是就人物语言而言的，“高简瑰奇”是就叙述语言而言的。宁稼雨的探讨，关于体例的部分新意较多，但似乎求之过深。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则从创作观、意境、风格等方面入手，努力揭示《世说新语》独特的魅力。就创作观而言，刘义庆以展示玄学的生活情调为核心，这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超越。“由玄学的生活情调而生发出的意境，以空明澄澈为标志。”简约则是玄学的生活情调的风格化。

如果说，对“世说”体审美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解剖《世说新语》，那么，对“杂记”体，评价则较为分散。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充分肯定了《西京杂记》的重要性，说它的出现，“开创了志人小说中杂记一体的先河。它与‘世说体’相偶，成为志人小说在体例上的两大潮流，影响直至清代”。但并不打算将对《西京杂记》的分析推广到其他“杂记”中去，在涉及殷芸《小说》等作品时，所归纳出的是另外一些特征。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等亦然。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从三个方面肯定了《西京杂记》对“杂记”体小说的示范作用:断代取材，开了后世专题性轶事小说的先河;多记琐事逸闻，意绪秀逸，使之与正史的区划较容易了然;叙事多截取片断，与首尾完整的纪传体有别。只是，其他“杂记”与《西京杂记》这个榜样之间，虽有相似之处，而差异却更为明显。这表明，“杂记”体的审美追求是不够一致的。也因这一缘故，“杂记”体尽管作品众多，但就体现轶事小说的基本品格而言，它远不及“世说”体典型。

对“笑林”体的研究立足于对中国笑话的独立地位的重视。三国魏邯郸淳《笑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集。

鲁迅、宁稼雨等将“笑林”类作品视为《世说新语》之一体，侯忠义、陈文新则将“笑林”类作品视为独立的体式类别。后者的理由较为充分:其一，《世说新语》虽有《排调》一门，但《排调》在《世说新语》中并不占有核心地位。其二，《世说新语·排调》大体上是纪实的，“笑林”类作品却较多虚构的成分，这从其多用“某甲”、“某乙”、“楚人”、“魏人”、“齐人”等来指代人物就看得出来。

鲁迅认为《笑林》的特点是“举非违，显纰缪”，把握住了其美感特征。宁稼雨从三个方面阐述《笑林》的价值和局限。第一，邯郸淳的《笑林》是为娱乐皇帝而作的。第二，《笑林》第一次从消闲的态度写人间的故事，实为志人小说之滥觞。但它与汉末清议和魏晋清谈是绝缘的。第三，它是中国俳谐、笑话文学的发端。笑话在记述人事和笔记体这两方面，与志人小说同属一脉，但作为喜剧的表现形式之一，又可以自张一军。而在这种文学样式中，《笑林》无疑是起到了开导先路的作用。后代笑话，多有以《笑林》为楷模者。(这一点可以成为将《笑林》等作品另立一类的理由，但宁稼雨没有这样做。)侯忠义则明确地称《笑林》等为“笑话”。“笑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举说违反常理之事，揭露矛盾、荒诞之言行，从而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陈文新将两宋以前的笑话文学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先秦为第一阶段，其特色是“意存微讽，有足观者”，“辞虽倾回，义归于正”，以诙谐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秦汉至唐为第二阶段，笑话的讽谏作用不再受到重视，作者满足于一种滑稽有趣的效果，即刘勰所谓“虽?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笑林》就属于这一时期。从“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角度看，它与《世说新语》等的趋向完全一致。邯郸淳创作笑话旨在“缓和紧张”，旨在从理智上“举非违，显纰缪”，博得一笑，所以，不是道德判断而是智能判断在其中起决定作用。上述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地揭示了《笑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