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志怪小说的类型划分及研究

“志怪”一词，首见于《庄子·逍遥游》，“志”是作为动词使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成为一个动宾结构的名词，如祖台之《志怪》、梁元帝《金楼子·志怪篇》等。至唐，“志怪小说”的概念正式出现，段成式《酉阳杂俎·序》称:“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以“志怪”与“小说”合一，其意义是重大的。明胡应麟更多次在题材分类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名词，如《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小说史家鲁迅，在厘定古小说的门类时，以志怪与志人对举，最终赋予了“志怪小说”一词以精确的文体内涵。

“志怪小说”作为一个大的类型概念，它应该包含有若干子类。只有在进一步划分的基础上，研究才可能更加深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志怪小说”划分为三类。其一，“文士之传志怪”，包括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等;其二，“释家之明因果”，如王琰《冥祥记》等;其三，“方士之行劝诱”，如王浮《神异记》、王嘉《拾遗记》等。鲁迅的划分依据是作者身份，所以在讨论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作者的动机，如评“释氏辅教之书”说:“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至于方士，则“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而“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依仿鲁迅的做法，但将六朝志怪小说分为“文士之传志怪”和“佛教徒怎样利用鬼神志怪书”二类，删去了“方士之行劝诱”一类。

刘叶秋比较注重作品题材及表达方式的差异，并据此将魏晋志怪分为三种类型:“一、兼叙神仙鬼怪，不专谈某种宗教或方术，夹杂着零星琐碎没有故事性的记载，以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此类较多，题为魏文帝撰的《列异传》和题为晋陶潜撰的《搜神后记》，最与近似。二、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杂事等，而着重宣扬神仙方术，以晋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乃《山海经》系统的延续。三、专载神仙的传说，以人系事，体同纪传，以晋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乃汉刘向《列仙传》的模仿和扩大。苻秦王嘉的《拾遗记》，为古代野史杂传之发展，尤具特色，自成类型。所以我认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应该以《搜神记》、《博物志》和《拾遗记》为重点，尽先阅读，然后推及其他。”^[3]1983年，刘叶秋为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作序，也说:“我平日讲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总叫人着重读《搜神记》、《博物志》和《拾遗记》，就由于它们是三个不同类型志怪的代表作，可从此以概其余。”

刘叶秋的分法在笔记小说研究界得到较为广泛的赞同。李剑国著《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分志怪小说为三个子类:(1)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括地图》、《神异经》等到晋张华的《博物志》等，属于这一类;(2)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汉武故事》、《列仙传》到晋葛洪的《神仙传》、苻秦王嘉的《拾遗记》等，属于这一类;(3)杂记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异闻记》到晋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等，属于这一类。其分类与刘叶秋一致。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为记怪类、博物类、神仙类:“记怪类”与李剑国所说的杂记体对应;“博物类”与李剑国所说的地理博物体对应;“神仙类”与李剑国所说的杂史杂传体对应。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则以三个子类的代表作品标目，分别名之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名目有异，实质则相同。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9月版)分志怪小说为“地理博物类”、“杂记体”、“野史杂传体”，与李剑国所立名目大体一致。

以《搜神记》、《博物志》、《拾遗记》为志怪小说三个子类的代表，在古小说研究界已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尽管对各子类的称谓互不相同。在这个前提下，深入探讨各子类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方面的特点，揭示其魅力所在，便成为新的焦点。

关于题材选择，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的概括较为简略，但比较中肯，其他学者的描述，有的详细一些，有的全面一些，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关于志怪小说三个子类的表现手法，笔记小说研究界的看法则不尽一致。例如“搜神”体，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具体分析《搜神记》时，“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三个特点:“首先，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扩大了志怪小说的容量。《搜神记》虽仍是‘丛残小语’格局，但有些段目明显加长……篇幅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情节的完整化和丰富化。”“其次，与前者相联系的是运用和加强种种表现手段来提高叙事的艺术性。这在较长的故事中尤为突出。具体说，一是叙事讲究条理章法，而且避免平铺直叙，有意起波澜，出周折……二是加强对话描写，通过人物自身对话来显示情节和推进情节发展，而不是主要由作者用自己的话代为叙述……三是对场面、人物动作等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四是在叙事中穿插诗歌。”“最后，一些段目开始注意加强人物形象的描写。”其他研究者，如侯忠义在《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中说《搜神记》“虽大都是‘残丛小语’式的片断记载，且非‘有意为小说’，但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注意使用对话和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采用了韵散相间的形式”，“显示了《搜神记》在志怪小说中的成熟和进步”。相互之间，措词颇有异同，但都旨在用西方小说观念来阐释中国的志怪小说。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认为:“‘搜神’体在写法上与正史的区别至为明显。”“‘搜神’体为古代叙事模式的开拓所作的一个贡献是:它大量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搜神’体所向往的风格是‘简淡’、雅饬。”“正史‘资治’，‘小说’‘消闲’，故正史讲求凝重，而‘小说’则务必淡雅。‘搜神’体臻于这一境界，因而成为志怪小说的正宗。”

对于“博物”体，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具体分析《博物志》时指出:“作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博物志》是受了《山海经》影响的。”“书中，地理博物知识及传说，占很大比重，昔人云:‘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4]这一点很像《山海经》。”“《博物志》自然也有自己的特点，它虽多记地理博物，但并不限于山川动植、远国异民。一是记载了许多全无故事性的杂考杂说杂物，二是又记载了许多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的传说。本来地理博物体志怪的小说特征就不及杂记体来得鲜明，再加上这第一点，结果是博则博矣，但却大大削弱了它的小说性，丛脞芜杂，鸡零狗碎，几乎成了一盘大杂烩。”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持论有所不同。他从创作目的、体例、写法等方面探讨了“博物”体的特征。从创作目的看，“博物”体小说旨在满足读者对无垠的空间世界的神往之情。从体例看，“博物”体以方位的移换为依托。从写法看，“博物”体是从地理书发展来的，重在说明远方珍异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意在使读者清楚明白地把握对象，所以，生动的描写较之曲折的叙事是更重要的。如与“搜神”体对比的话，可以这样说:“博物”体注重表达空间里的景象平列，“搜神”体注重展示时间上的情节延续，就故事性而言，“博物”体是不能与“搜神”体一较长短的。它在志怪小说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

对于“拾遗”体，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在具体分析《汉武故事》时，归纳了三个特点:第一，历史成分和幻想成分紧密结合。第二，围绕中心人物(武帝)、中心事件(求仙)组织材料，形成长篇结构，不同于一般志怪琐语丛言的格局，这样可以比较充分地展开描写，对后世传奇体小说是有影响的。第三，它的文字功夫很好，笔触简洁而又雅致;它还运用了描写手段，摹景状物，渲染气氛，描写对话，都比较生动。在评介《拾遗记》时，又强调这部小说文字绮丽，铺彩错金，类似《汉武内传》、《十洲记》而词藻更为丰茂。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认为:“《拾遗记》的文字绮丽，辞藻丰茂，幻想奇特，有道家风采。正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拾遗记》就点滴事实敷衍成篇的特点，颇有有意为小说的意思。王嘉似是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这种靡丽的文辞与夸诞的内容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使《拾遗记》在魏晋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直接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举证更为全面。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则强调:“拾遗”体是杂传、“博物”体、“搜神”体三者在辞赋的藻饰之风濡染下结合而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拾遗记》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顶点，其情调与古典诗相通，优美，精致，并不乏神秘、感伤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