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小说的目录与综合研究

小说的目录也是一种研究。中国传统目录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因此，一部文言小说书目就不仅仅是有关作品的著录，而且负有划定文言小说学科范畴，反映各类作品源流演变的重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汉代小说的目录与综合研究放在一起考察。

对汉代小说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既借鉴西方的小说观念，又尊重中国传统的小说观，折中于二者之间;二是尊重中国传统的小说理念，并依据其历史形成的规范来看待它，评价它;三是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做标准来衡估中国古代作品并建构小说史模型。鲁迅、程毅中等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余嘉锡、王瑶等是第二种类型的代表，胡适、胡怀琛等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言小说研究的奠基者。在他之前，梁启超、邱炜裷、黄摩西等一面提倡新小说，一面也对古小说做了些零星研究，但还谈不上有什么规模。至鲁迅，才默默无闻而又雄心勃勃地从事古小说的钩沉。“五四”以后，胡适、郑振铎等人将小说作为严肃的学术课题来研究，只是目光所注，却在用白话创作的作品。1920年8月，鲁迅受聘到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1924年6月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宣告结束，而文言小说研究是其《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五四”学者中，鲁迅是颇有个性的一位。他既不拒绝引进西方理论，又尊重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中国小说史略》一方面以是否“故为幻设语”作为小说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之一，提出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又从传统的小说观出发，迹其流别，以相当充裕的篇幅评述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人的杂俎以及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并很有见地地将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他对汉代小说的研究，集中在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和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不可信。第二，汉代小说的内容以“封禅养生”为主，“多属方士假托”。第三，早期古小说介于子史之间。第四，旧题汉人小说“无一真出于汉人”，其“大旨不离乎言神仙”。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后，研究汉代小说的学者，多依循于鲁迅左右。比如，1936年12月，郭箴一完成了他的《中国小说史》。这是一部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小说史的著作。其第三章《汉魏六朝》，前两节评介汉代小说。第一节《汉代神仙故事的由来》着眼于神仙观念的产生与流行，显然是发挥鲁迅“说事则封禅养生，盖多属方士假托”的见解，但采用文艺社会学的视角，确认神仙故事为汉代小说的重点并追寻其产生原因，仍不乏新意。第二节《今所见汉人小说》，不惟标题照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综述文字亦完全相同，只是将文言略改为白话而已。

1981年4月，程毅中《古小说简目》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凡例》中说:“古小说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而言，或称为子部小说，或称为笔记小说，内容非常繁杂，很难概括其特性。”“不同于现代所谓的小说。”“本编收录古代小说，以文学性较强的志怪、传奇为主，但适当地尊重历史传统，参照史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的源流，兼收杂事、琐记之类的作品。”《凡例》特别提出“近古的通俗小说”和“现代所谓的小说”，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关于小说的标准，即必须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并辅以艺术上的想像和虚构。说志怪、传奇“文学性较强”，即是根据这一小说标准立论的。至于在《简目》中“兼收杂事、琐记之类的作品”，则是为了“适当地尊重历史传统”。

侯忠义在文言小说的研究中投入的精力甚多。其《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凡例》云:“此所谓文言小说，区别于宋元以后之白话通俗小说，专指以文言撰写之旧小说而言，实即史官与传统目录学家于子部小说家类所列各书。古今小说概念不同，以今例古，其中多有不类小说者。为保存历史面目，本书不以今之小说概念作取舍标准，而悉以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家书为收录依据。”称子部小说为“旧小说”，虽不“以今例古”，却时时意识到“今之小说概念”的存在。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1990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汉代小说”部分包括两节:《汉代的小说概念》和《汉代的小说创作》。对汉代的小说创作，侯忠义分为三类加以考察:一是《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收的十五种作品。其中“方士书近一千篇，占《汉志》小说家书三分之二以上，可见志怪为《汉志》小说的主要内容”。二是现存的汉代小说，包括《燕丹子》和《列仙传》。三是托名小说，包括《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洞冥记》、《飞燕外传》、《杂事秘辛》等。其格局大体遵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惟《燕丹子》一书，鲁迅以为系“汉前”之作，侯忠义则根据程毅中的考证，断为汉代小说。

鲁迅、程毅中、侯忠义几位学者的研究，相互之间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比较而言，鲁迅对中国古小说发展的实际考虑得更多些。《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一篇即《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念及著录情形一一加以考察。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据《汉书·艺文志》立论。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辨析《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洞冥记》、《西京杂记》、《飞燕外传》等的产生时代，也主要以传统目录学为根基。治学从目录学入手，这本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当鲁迅沿着这一途径进入古小说领域时，他是自觉的，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当，所以，尽管他不拒绝西方小说理论，却也不蔑视中国古人的意见。相形之下，同样从目录学入手的程毅中，对“历史传统”则多一些不满，并因古小说“不同于现代所谓的小说”而明确发表批评意见，侯忠义的态度与程相近。这种对“历史传统”的不满，在另一部分学者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部分学者以胡适、胡怀琛等人最为典型。他们真诚地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落后的东西;热心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重新建立中国小说史的秩序。他们的特点是撇开传统目录学的概念来探讨早期的小说。胡适1918年发表的《论短篇小说》(《新青年》四卷五号)有《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一节，开头就说:“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自然要数先秦诸子的寓言了。《庄子》、《列子》、《韩非子》、《吕览》诸书所载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结构可当‘短篇小说’之称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怀琛著《中国小说概论》，作者在判断和选择小说作品时即以西方理论为基本依据。比如，在确认先秦的小说时，他指出有“经”中的小说，如《孟子》中的“齐人妻妾”、《檀弓》中的“苛政猛于虎”;有“史”中的小说，如《战国策》，“大半可以说是小说”;有“子”中的小说，如《庄子》中的“颜阖”、《韩非子》中的“酤酒者”。凡此种种，都以是否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定取舍。对于汉代小说，他也以同样的眼光，将刘向所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世说》、《百家》一概视为“古小说”。

这种以西方小说标准为衡量尺度的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为不少学者所采用。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9月版)可算分寸把握较好的一部代表作。^[1]该书第一章说:“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具有小说艺术特色的，是《庄子》。《庄子》写出了后世人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小说，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如《杂篇·盗跖》，写孔子率领其门徒去游说盗跖，故事情节首尾完整，且跌宕起伏，富于波澜，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对盗跖形象的描写，真是绘声绘色，形神具现。”“而所写之事，又属于虚构夸饰。这样的作品，简直可与唐人传奇媲美。其他如《庄子·杂篇》中的《说剑》，小说意味也是颇为浓厚的。”等等。第二章《汉魏六朝的杂传体小说》进一步贯彻了小说三要素的原则。

大规模地采用西方学术理念来衡估中国文学，其突出成就是“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2]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是与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密不可分的。忽视或否定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带来的后果都不会全是美妙的。在条理化和逻辑化的同时，也会因为只重外来尺度，无视中国实际而造成诸多弊端。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不去简单套用西方标准，而应适当尊重本民族的传统看法，依据其历史形成的规范来把握对象。一部分学者沿着这样的方向研究古小说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余嘉锡、王瑶、陈文新。

应该说明，这三位学者的学术路数其实差异甚大。余嘉锡的成就，主要建立在版本目录学的基础上，他对于传统小说观的梳理是其版本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王瑶则是在引进新理论新方法的思潮中视野开阔的新型学者，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研究对象非常熟悉，所以能做到“用西”而不为西所用。陈文新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人，所接触的是大量“食西不化”的实例，因而立意矫枉，尽管他那种“条理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实际上汲取了西方的治学方法。三位的古小说研究涉及的问题也不相同。余嘉锡主要从古小说起源的角度考察班固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王瑶侧重探讨汉、魏、六朝小说的作者情况，陈文新则试图对有关古小说的定义和著录展开观照。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撰于1937年。《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家稗官小说，先秦九家，“其可信者《周考》、《青史子》、《宋子》三家而已”，汉代六种。经由对这十五家的分析，余嘉锡揭示出早期古小说的两个基本特征:得之道听途说;有益于治身理家。

王瑶的《小说与方术》成于20世纪40年代。如果说余嘉锡是从《汉书·艺文志》关于小说的定义出发，进而考察其中著录的小说作品，那么，王瑶则是从考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代小说入手，以理论归纳作结。

汉代小说与方士的联系，鲁迅等人早已留意，但未详加申论。王瑶则“将繁乱的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朱自清语)，以简驭繁，得出了若干重要的看法:第一，“小说本自方士”。第二，早期的方士小说实即志怪小说。第三，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的兴盛晚于志怪小说。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王瑶还对汉武帝、东方朔成为志怪小说的主角，小说作品多托名于东方朔、班固等问题作了较前人更系统的梳理。

与余嘉锡一样，陈文新也从《汉书·艺文志》等关于小说的定义出发，但着眼点不同。他的《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1993年9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章即《“小说”与子史》，希望能从笔记小说与子、史的关系中把握住其特性。他指出:现代的小说观念强调小说必须是一个故事，但子部小说家却格外注重它对生活的阐释功能、指导功能。其立论依据有三:其一，东汉初年的桓谭在《桓子新论》(《文选·拟李都尉从军诗》注引)中说:“若其小说，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所谓“近取譬论”，表明“小说”的文体职能是阐述事理。其二，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归入子部。诸子以立论为宗，“小说”既然附于骥尾，当然是由于它也赋有相同的素质。其三，具体分析《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证明“小说”的使命的确是“议”;它有着指导“治身理家”的实用功能。有无故事性尚未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余嘉锡、王瑶、陈文新等人的研究，尽管各有侧重，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但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相同的，即:不简单套用西方的小说观念。从学理的角度考察，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文化和思想确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否则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便不可能进行，因此，自然而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会产生激活中国学术传统的力量。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特殊的观念、现象、范畴，或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或相互之间几乎没有相对应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西方的观念来附会或剪裁中国文化，势必不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同情的了解”，不能客观地认识研究对象，这样的学术成果，难以有太高的价值。相形之下，从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求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包括对古小说的了解，虽然是一件艰辛的事，却有望凿破浑沦，参透底蕴。21世纪的学术研究，当然不会拒绝中西会通，但一定会抵制中西比附。中西会通是在“同情的了解”的基础上的深化，中西比附却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以中国文化为奴的畸形心态下的牵强附会。只有中西会通，才能解决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传统融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