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前言

一

1993年，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结构不够匀称，印刷、装帧也平实简朴，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少作”。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这本书，倒没有“悔其少作”之感，而是倍加珍惜。原因在于，它凝聚了我长达十年的探索与思考，而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活力和锋芒的时期。其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已初步形成，且至今仍未改变。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虽然领域有所拓展，如由文言小说到明清章回小说，并进一步延伸到明代诗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恰恰相反，研究对象的迁移更加反衬出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一以贯之，即始终不渝地注重辨体研究，注重“了解之同情”，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

《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开宗明义，第一段即讨论辨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辨体的兴趣，并非建立在琐碎的技术性的评价的基础上，相反，它总是从大处着眼，力求宏观地揭示出每一文体的属性。因此，假如我们缺少感性的辨体能力或理性的辨体指导，对古代各种文体“一视同仁”，那是会闹出笑话的。“就举一个文评史上的例罢。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文’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而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言’不得的‘志’。”“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于是这两句话就好比‘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是面’，或‘两口儿同去北京’和‘双双同回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把外来概念应用得不很内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的错觉了。”(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1]

我特别引了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话，是因为那时正兴致勃勃地读他的几本大作，信手拈来，作为佐证。而基本学术理念的形成，其实更多得益于对古代文论著作的阅读。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曹丕既注意到性格类型有种种不同，也注意到文体类型有种种不同，将两者相提并论，它所包含的判断是:某种文体与某种性格具有内在的联系;唯其如此，作家们对不同文类的倾心和擅长，就不只是一个技巧和训练问题，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格和癖好。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人”，比读他们的自我表白效果更好。或者说，这种无意的表白比有意的表白更为真实。这样看来，从事辨体研究，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古人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把握世界，我们要了解古人以及古人的生活，也需要考察文体之间的区别。

回顾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有一个事实不能不提，即: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是在“文革”(1966～1976)中完成的，而我的大学教育(1978.3～1982.1)则适逢“文革”以后拨乱反正的时期。在这十多年的岁月中，尤其是在大学阶段，我对影射史学的厌倦心理日渐增强。这种心理潜在而深远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它使我很容易接受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理论。

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在这篇审查报告中，陈寅恪提出了著名的“了解之同情”理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专著，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3]

与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理论相呼应，金岳霖的审查报告提出了“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的论断。陈寅恪、金岳霖的倡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盖哲学是哲学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必须清晰、明确地表达个人的学术立场;而哲学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不同哲学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需要的是“了解之同情”，如果以个人的学术立场覆盖研究对象，就可能造成曲解。判断比理解容易得多，而理解比判断更有价值。轻率地判定古人的是非善恶，在学术研究中不是一件得体的事情。

以“了解之同情”作为基本的学术追求，我在《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的辨体研究”这一命题，并一直信守不渝。在我的学术视野中，辨体研究与“了解之同情”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两翼。辨体研究有助于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而“了解之同情”的学术追求则有助于辨体研究的深化。

阐释循环说出自德国哲学家伏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钱钟书、汪荣祖等学者陆续加以发挥，已渐为世人所知。汪荣祖《槐聚说史阐释五篇》列有专篇《论历史阐释之循环》，分别讨论了“个体与整体间的循环”、“古今间之循环”、“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其要点有三:“单一的历史事件须从大格局中求理解，这是循环的一边;然大格局也须由许多单一史事理清，这是循环的另一边。”“由今可以识古”，“由古可以明今”。“一方面由史实建立通则或理论，另一方面再据通则或理论来检验史实”。^[4]在这三种循环中，关于“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我想多说几句。原因在于，近年来主持编纂《中国文学编年史》，对这一问题有些思考，延续和发展了我在《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的看法。那时偏重于从材料出观点，现在则同时注意到从观点出材料。观点不完全是被动的，它有助于我们发现和使用新的材料，有助于我们克服滥用材料、无限制地铺张材料的倾向。

英人柏林(IsaiahBerlin)曾将学者分为“狐狸(fox)”和“刺猬(hedgehog)”两种类型。狐狸型的学者博学多识，刺猬型的学者则追求以一驭万的境界，他们倾向于将所知、所思、所感纳入一个宗旨明确、始终一贯的系统。按柏林的分类，从事编年史研究的学者属于狐狸型，他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阐释。这种关注潜藏着一个危险，即“博而寡要”、“繁琐失真”。在中国学术史上，两汉是一个重视知识的时代，而章句繁琐的弊端即出现于两汉;乾嘉时期是又一个重视知识的时代，而清代考证家的支离繁琐之弊亦与汉儒相同。如何控制编年史的“文献库”倾向，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知识置于一种体系中，使这些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使文学史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20世纪中期崛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史学研究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的确，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是与史学家对它的了解分不开的。一个人物、一本著作、一次聚会，它之所以引起关注，与时代赋予史学家的特殊敏感有关。比如，在编年体文学史的撰写中，我们何以对中国古代的“杂文学”特别留意?这与我们所处的特殊学术周期无关吗?这表明，否认史学与时代的联系是不明智的。而承认这一点，也就是承认了阐释的必要性:历史事实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和背景，它本身不具有彰显意义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站在某种学术立场上选择事实，还要从这种学术立场出发来“疏通”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的几部文学编年史侧重于做第一步工作，而《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宗旨是:在做好第一步工作的同时也做好第二步工作。我们不甘于只做狐狸。

如何让狐狸与刺猬和谐共处?换一种提问方式:如何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又关注“古今之变”?在这方面，我们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该学派的后期代表布罗尔(F.Brandel)明确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关注不同周期的事态比关注无关宏旨的个别事实更重要。将“长时段”概念引入编年史研究，我们意识到:以往的编年史仅仅关注可以系年的事实是不够的，文学史家应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联系，作出相应的阐释。在确立了这一信念后，《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上做了相应调整。首先是调整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有助于在鉴定史实及编辑史料时达到高度的精确性。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与“长时段”的设计相适应，《中国文学编年史》还安排了一般编年史所没有的论述内容。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我们的宗旨是:不只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史家不能满足于客观地报导事实。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并不一定在同一著作或论文中完成，甚至不一定由同一个人完成。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注重史实，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更注重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仍可视为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具体到我个人，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等，偏重于史实的清理，虽然在清理的过程中也有理论的参与;而撰写《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和《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则偏重于从史实概括出含有普遍性的结论。也有几本著作是兼重史实与阐释的，如《中国笔记小说史》、《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明白了上述情形，我们对阐释循环理论的认识也许会更加健全一些。

注重辨体研究、“了解之同情”与阐释循环，这是我长期遵循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

二

《古典文学论著四种》汇集了我的四部偏于阐释的著作，分别是:《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未纳入“四种”，是因为其核心思想已贯彻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二书之中。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我主编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导论，2003年11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初版，2006年获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该书出版后，曾得到几位同行的称许。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在《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流派问题。这集中体现在陈文新教授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中。”近年“流派研究极受学术界关注，但在流派研究兴盛局面的背后，还存在一些问题。对具体流派研究较细，却缺少理论概括，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具体流派的研究。《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则不然，作为第一部专门探讨流派理论的专著，这不是对某一特定流派的描述，而是作者在自己一系列流派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高屋建瓴的归纳。全书共分三章，首先通过探讨统系意识的发生与发展，揭示出流派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紧密联系;由此展开的对盟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论述，又进一步揭示出流派形成与衍变的内在理路;至于对流派命名与流派风格的概述，则揭示出流派得以呈现的其本面貌。三章内容互相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体系。很明显，作者是力图在流派纷呈的历史长河中，把握文学发展的深层脉络。这一点在他对汉以降四大诗学流派的考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有关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和肌理派不同的理论内涵，各种文学批评史著作及专题研究著作多有阐释，因此，本书关注的焦点不是四大诗学本身，而是它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演变轨迹以及相互关联。虽然四大诗学在清代才发展成熟，但作者指出，无论是在汉魏六朝，还是在唐代，或是在明代，它们事实上已经几度出现，所缺少的只是一个以其理论主张为名称的标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在于某一理论主张产生的历史往往晚于该理论主张所对应的艺术实践的历史;某一理论主张由较为详尽的阐释演变为简洁明晰的术语，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等。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使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教授也对拙著鼓励有加。他在《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发表长文《关于古代文学的流派研究与学术创新》，认为:“如果说《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一书表现出陈文新等作者在分体文学流派的研究中，具有‘一种整体把握、辩证分析的能力’，那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则凸现了本《丛书》主编陈文新先生个人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的总体观照、系统研究和全面见解。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包括三个层面，即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这三个层面其实也就是本书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所持的标准。作者以此为基点，切入论证以建立系统的流派理论，并进一步展开对诸多流派的具体考察，特别是从古代文学流派的九种命名方式入手，深入流派与代表作家、流派与时代思潮、流派与地域文化、流派与总集编纂、流派与社团活动、流派与社会阶层、流派与题材、风格和理论主张之间等多重复杂关系的梳理，提出或解决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如其论‘韩愈以建立道统的方式来建立文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元白的长篇叙事诗是伴随着传奇小说而产生’，‘桐城三祖’之末的‘姚鼐钟情于“文人”风范，实即以纯文学作家自期和自许’等，都是新颖而深刻的看法;同时又空前地拓展了中国文学流派研究的视野，在其具体分析与结论的贡献之外，从四面八方新辟了多条研究的门径，其嘉惠来者自不待言。“四川大学沈伯俊教授、南京大学周群教授、湖北大学刘尊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谭邦和教授等，亦盛赞该书的理论建树。华中师范大学的王齐洲教授甚至期待以该书的理论成果为基础，大家形成共识，以”促进一种古代文学研究流派的产生”。(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王齐洲《文学流派研究与文学研究流派》)同行专家的这些鼓励之辞，或有过誉之处。这一点我是明白的。而就我撰写本书的初衷而言，目光所注，则是当下的流派理论建设，并强烈意识到这一选题的前沿性，努力有所发明。尝试不一定是成功的，但尝试是应该提倡的。我感谢同行专家所给予的热情关注并期待这部尝试之作继续得到关注。

《四大小说名著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原是《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由我与鲁小俊、王同舟合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的主体部分，由我撰写，现析出作为《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的附编。正编以诗、文、词为主要讨论对象，附编以章回小说为主要讨论对象，相辅相成，文体的涵盖面较为完整。

香港城市大学洪涛先生曾撰写《〈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评议》一文，发表于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57号(2004年3月)和《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他明确肯定该书在学术史上”是一部填充空白之作。此前，学术界已经有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张学军等《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两部著作已经基本上做了现、当代部分的流派研究。古代小说流派方面，十年前早有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如今《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以下简称‘该书’)正好补充学术史上从缺已久的一笔。虽然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小说史丛书’的《章回小说史》、《明代小说史》、《历史小说史》、《中国讽刺小说史》等在范围上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有重叠，但该书的旨趣在于考察各派的特征，着眼点与别书不同，学术视野也更为宏观、广阔”。洪涛以为“该书的贡献在于研究各派作品的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角度较新，屡有卓见”:“《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从流派着眼，重视‘谱系归属’、‘统系渊源’，因而能见人之所未见。例如《水浒传》与《金瓶梅》有血缘关系，但两者的写作立场不同，对题材的处理即有异。又如，一般人不会去注意《隋唐演义》与《红楼梦》的相同点，但作者却能藉‘谱系归属’显示出两书主角的雷同之处，道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谓洞幽烛微。”洪涛先生这篇富于学术内涵的书评，的确搔到了痒处。

南京大学的周群教授热情赞许该书的独到见解:《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是三位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升华，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收到了新人耳目之效。如本书的重点之一是考察各流派的风格特征并比较流派之间风格的差异。而流派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作者详细地考察了小说流派不同，评价人物的价值尺度亦随之不同的特点。如《水浒传》和《金瓶梅》中对武松、西门庆的不同处理。《水浒传》是一部英侠传奇，作者是站在豪侠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金瓶梅》则是一部人情小说，作者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在《水浒传》中武松手刃潘金莲，击杀西门庆，体现出的是英武的形象。而在《金瓶梅》中，武松杀潘金莲，只见凶残而不见豪勇。同样，《金瓶梅》中倾向于让人物接受家庭生活的考验，而在《水浒传》中则倾向于让好汉们摆脱家庭的束缚。《水浒传》中威风八面的英雄好汉，在《金瓶梅》中甚至显得非常可怜。作者对不同流派的表达方式进行了分疏，认为《三国演义》较多承受宋元‘讲史’的熏陶，《水浒传》较多承受宋元‘小说’的熏陶，而《西游记》较多承受宋元‘说经’的熏陶，很具体地说明了不同流派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这些都是很能启人思维的新鲜独到的见解。”(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周群《文学研究园地中的一束奇葩》)韩国水原大学校宋真荣教授、辽宁师大王立教授等也分别撰文讨论该书，不吝予以鼓励，并就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代表了我在明代诗学领域的主要建树。从1996年到2001年，由于主持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的缘故，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一度由古典小说转向明代诗学，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在新的学术领域一试身手。先后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明代诗学论诗文体性之异》(《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4期摘要转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收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11期全文收入)、《公安派诗学的重新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明代诗学三论》(《文学评论丛刊》第3卷第2期，2000年10月)、《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6期)、《明代诗学论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6期、《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摘要转载)、《从格调到神韵》(《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王孟诗风在明代诗学中的沉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格调派的演变历程及其对意图说的否定》(《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5期摘要转载)、《明代诗学主流派的内部争执》(《东方丛刊》2001年第4期)、《明代前期的哲学流变与诗学流派》(《人文论丛》2001年卷)、《启蒙学术思潮中的诗学变异》(《哲学评论》2001年第1辑)、《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信心论与信古论在晚明融合的学理依据及其历程》(《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诗“贵情思”——明代主流诗学论诗的音乐性》(《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中国古代四大诗学流别的纵向考察》(《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摘要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前后七子的诗学祈向》(《文学前沿》第7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宋明诗学的流变与王夫之诗学的理论品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8期全文转载)、《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2000年11月，拙著《明代诗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明代诗学的专著，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好评颇多，肯定作者“深入而又细密地辨析明代诗学范畴，努力发掘其美学价值，排沙简金，探骊得珠，将明代诗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详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陈书录《在深入辨析中发掘美学价值一评陈文新〈明代诗学〉》)。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也赞赏“《明代诗学》不仅描绘了明代诗学的基本面貌，概括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理论建树，而且建构了明代诗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提高了明代诗学研究的理论层次”。(详见《文艺报》2001年4月24日第3版郑传寅《真力弥满——读〈明代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先生、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浙江大学廖可斌教授等同行专家亦多有奖励之辞。首都师范大学博士丁功谊的学位论文《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多次引用《明代诗学》作为其理论支持。《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即是在上述论文和著作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的。撰写过程中曾得到萧?父、陆耀东、郭齐勇、莫砺锋等先生的指点、帮助，谨此致谢!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与三部书的关系较为密切。第一部是拙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它确立了我考察中国文言小说的基本立场。吴志达先生曾为此书作序，序中说:“文新从文言小说体制的共同性与特殊性考虑，将全书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综论三编;前两编各论其流派特征及其审美追求、历史进程，后一编则重在两种体制的比较研究，突出各自的审美心理与风神韵致。编、章布局结构合理，自然浑成。尽管在篇幅的比例上，传奇小说略多一些，这也是符合文言小说发展历程的实际状况的，但本书从根本上改变了往昔论者扬传奇体而抑笔记体的倾向;轻六朝笔记小说、重唐人传奇，褒蒲松龄《聊斋志异》、贬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就是明显的例子。予以矫正也需胆识。”“从各章内容来看，‘小说’之‘小’、志怪小说的审美追求、唐人传奇之奇的具体内涵、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以及关于《聊斋志异》的专章研究，都是下了功夫的力作，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综论编的两章，从不同体制的作家心理结构、叙事角度、时间、风度诸方面作了比较，说明文言小说两大流派的基本特征，颇为精彩。”这样的概括已足以说明《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个性所在。第二部是1995年3月我在台湾志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笔记小说史》。该书曾获中国武汉对外文化交流奖图书类一等奖，在海内外同行中颇获好评。2005年3月，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61号发表了鲁小俊的《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辨体研究——访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其中的一个内容是讨论“传奇小说和子部小说(笔记小说)的关注焦点及叙事风度的不同”。我的答案是:“传奇小说集中展示无关大体的浪漫情怀，‘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是传奇小说家所热衷的;子部小说(笔记小说)从理论上讲必须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子书以议论为宗，其特点是理论性和知识性。一个文体意识强烈的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家，他必须忽略细腻的描写、华艳的文辞和曲折的故事，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哲理和知识的传达上。对于《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假如我们不能把握其基本的艺术追求，反而固执地用传奇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其得失，那是不公允的。传奇小说和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因宗旨和叙述方式的不同，在叙事风度方面形成了明显差异。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被注意到。传奇偏好情节的非寻常性。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亦致力于营造一种铺张的美、华艳的美，兴高采烈地把精力倾注在各种意象、情节的反复渲染上。笔记小说作者推崇冲淡简约，在魏晋南北朝即已形成传统。”这一答案即来自于《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笔记小说史》致力于从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入手展开对笔记小说发展历程的梳理，诸多立论，颇能发人之所未发。第三部是1995年3月我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传奇小说史话》。书局曾请专家对书稿作匿名评审，其审稿结论是:“一，本书对于中国传奇小说做历史性的评介，分析得当。二，在刘开荣撰《唐代小说研究》之后，一直没有比较理想的唐人传奇研究出现，台湾后有祝秀侠、刘瑛等人的《唐代传奇研究》等多本唐人传奇研究，缺陷仍多。本书贴近各个时代的情境来分析传奇作品，较为合理。三，对于传奇作者及传奇单篇之分析皆颇为恰当。”这也是该书在无任何人推荐的背景下得以很快出版的基本理由。

由于有《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国笔记小说史》和《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的撰写经验和基础，《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在立论、表述和结构方面都更为稳健。我曾私下对朋友说:这是一本半新半旧的书。说它“新”，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新写的;说它“旧”，则是因为基本思想其来有自，它与前几部书的血缘关系是不容割断的。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2002年4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初版，已产生较为显著的社会影响。出版不久，即陆续有厚重的书评予以推介，如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56号(2003年11月)以第一篇的显著位置发表韩国学者李玟淑的书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又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专文《文言小说研究家陈文新》;《光明日报》2004年10月7日以第四版的正中位置发表吴光正的书评《古代文学辨体研究》，并配发《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书影;《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刊发赵伯陶先生的书评《沿波讨源融会贯通——读〈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蒲松龄研究》不仅在2003年第4期发表拙文《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我写〈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的一点体会》，还在2003年第3期、2004年第1期分别刊发王前程等的长篇书评《坚持民族学术传统的结晶——评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评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复旦大学博士庄逸云的学位论文《晚清文言小说史》、华东师大博士李军的学位论文《唐人传奇文体研究》等著述多次引用该书。2005年，该书获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其实是一部系列论文集。2005年初版时约20万字，这次新版，删去两篇，另外增加了10余万字。2006年8月，素不相识的常州读者汪一方来函，说他读了《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之后，因其深刻的思想、清新的文笔而爱不释手，并批评一部分学术著作只是故立崖岸的高头讲章。在第二封信中，他告诉我:“我原是学中文的，却阴差阳错，从事了专业技术管理工作，与文学艺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平日没有烟酒之嗜，未能忘情于文，业余读一二会心著作。在这浮躁成风之世，能欣赏到您的作品，真是一种享受。”一本学术著作能得到普通读者的喜爱，这是我感到庆幸和高兴的。这本书中有两篇写得较为费力:《传记辞章化:对唐人传奇文体属性的一种描述》、《〈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传记辞章化:对唐人传奇文体属性的一种描述》曾提交200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光明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12版汤克勤的书评《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将之视为“21世纪唐人传奇研究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该文的结论是:“传、记辞章化”，从选材和艺术表达两个方面塑造了唐人传奇的品格。选材上，传奇作家对想象世界和风怀倾注了浓厚的兴趣。艺术表达上，传奇小说融传、记与辞章为一体，形成了若干新的写作惯例:一、在传、记的叙事框架内穿插大量的景物描写;二、注重形式、辞藻、声调的经营;三、大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唐人传奇的这些品格也体现在《聊斋志异》中。该书之《〈聊斋志异〉的抒情精神》，其主旨是:蒲松龄继承唐人传奇的传统，将传奇精神即抒情精神发扬光大，充分抒写了他的“孤愤”之情，境界拓展得更为宽阔。例如，大量描写流光溢彩的爱情是唐人传奇的特征，蒲松龄却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中引入诗词中的比兴手法，藉以抒写他的知己情结，从而成为不可取代的“这一个”;他笔下的豪侠题材虽然是传统的，但他藉以表达的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之情却是新鲜的;他将传统隐逸题材与品格的砥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引导读者避世。《蒲松龄笔下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从考察《聊斋志异》里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入手，揭示了蒲松龄的创作个性:立足于抒情与写实统一的原则，意图表现一种新的人物。《〈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曾提交2004年11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的“经典转化与明清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和好评。该文从子、史、集相对独立的叙事传统出发，具体阐述子部叙事传统在《阅微草堂笔记》的题材选择、虚构限度、叙述手段和叙事风度等不同层面的体现，结论是:“《阅微草堂笔记》在题旨上鄙视艳遇故事，在叙事准则上反对过度虚构，自觉地以叙述服务于议论，乐于用简淡数言的方式陈述故事梗概，它与传奇小说的区别是鲜明而系统的。这一事实表明，纪昀在写作《阅微草堂笔记》时，既注意与史家纪传划清界限，也注意与传奇小说划清界限，而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子部小说的叙事规范。换句话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可与《史记》(史部叙事经典)、《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现代学者在面对《阅微草堂笔记》时，应当采用子部小说的原理来阐发文本，否则，牛头不对马嘴，议论越多，误解越深——不仅是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误解。”这一结论是我所重视的，而贯串其阐释过程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更为我所珍惜。其他各篇，最早的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最晚的写于去年。每一篇都写得相当认真，每一篇都联系着一段清苦的阅读和思考经历，也或多或少体现了一些个人的风格。雪泥鸿爪，敝帚自珍，也期待读者稍加留意。

三

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是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套论著系列《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也同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的学术事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相助，令我备感亲切和振奋。

陈庆辉社长是为数不多的把出版当事业来做的人，他的敬业精神和他的出版眼光为许多学者所赞许。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得到他的帮助，但从未表示过感谢。之所以如此，理由很简单:支持学术发展对他来说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他已经满足了，我又何必多此一举?

不无巧合，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是由陶佳珞女士做责任编辑，这次《古典文学论著四种》的编辑出版，又承她多方操劳。她是个热心而又细心的人，有她把关，是作者的幸运。

在《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后记》中，我曾特别提到内子曾德安，一个把丈夫的学术事业当作她的事业的人。贫贱夫妻，白手起家，有辛酸，也有愉悦。而我感到特别快慰的是，当《古典文学论著四种》摆在她的面前时，正如以往见到我的任何一部著作一样，她虽然不了解那些具体的内容，但依然会喜上眉梢，仿佛一字一句都是她期待已久的客人。

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时，我的父亲已归道山;《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付梓时，我的母亲也已去世两年多了。而我知道，他们是最想看到这些书的，虽然他们并不是读书人。每每念及含辛茹苦的父母，却无缘一睹儿子的著述，我就不免怅然若失。我心里当然明白，我的这种风树之感，其实只是人之常情，大可不必认真地写在《前言》中。但情不自禁，还是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些文字。宽厚的读者，也许能够体谅这一点。

　陈文新

2007.4.25.

于武汉大学

【注释】

[1]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页。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第158～159页。

[3]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838～839页。

[4]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88页、189页、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