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40年代解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

一、“文化整风”前后的解放区音乐生活概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开辟了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的解放区。延安作为全国解放区的指导中心，也直接领导着解放区的音乐活动。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解放区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即开始了与现实斗争和群众音乐活动密切结合的音乐文化建设，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广大音乐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认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推动群众音乐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革命音乐活动，在进入解放战争以后，随着人民军队的胜利挺进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中国新兴音乐文化的主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30年代后期，延安所在陕甘宁边区，群众性音乐活动就开展得非常活跃，边区军民发扬工农红军革命音乐的传统，经常展开群众性歌咏活动，广设群众性文艺组织，当时的延安曾被誉为“歌唱的城”。

30年代末，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革命音乐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为进一步推动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培养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1938年4月1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创办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音乐系在学校“培养抗战艺术干部”、“创造新中国艺术”的基本办学方针下，确定的主要教学任务为:研究进步的音乐理论与技术;培养抗战音乐干部;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国音乐的遗产;推动抗战音乐的发展;组织领导边区一般的音乐工作。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音乐系采用短期培训的方式。第一、二期实行在校学习6个月、中间外出学习3个月的“三三制”，后改为“四四制”，即分初、高级班，各学习4个月，初级班毕业后可出外工作也可进高级班继续学习。由于学员一般都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教学上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在短期内鲁艺音乐系就培养出了不少革命音乐干部，并在分赴延安、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后方工作后成为音乐运动的领导骨干。

除教学外，鲁艺音乐系先后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理论作曲研究会、音乐工作团、大合唱团、小合唱团、鲁艺乐队等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创作和演出活动;在艰苦的条件下，还制作乐器;并到农村、部队及“抗大”、“女大”等机关、学校教课、辅导;而且为“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延安作曲者协会”(后改为“边区作曲者协会”)等组织的建立，《歌曲月刑》、《边区音乐》、《星期音乐》、《民族音乐》等油印刊物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鲁艺音乐系为发展解放区的音乐教育事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由鲁艺音乐系部分师生，在晋察冀解放区组建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1941年协同延安留守部队兵团建立了“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后又建立了延安、陇东、鄜县等三个分校等，为了更多地培养和输送革命音乐人才，推动群众性音乐活动作出了贡献。以延安鲁艺音乐系为首，30年代末至40年代，各解放区也设立了许多音乐教育机构，如晋察冀豫解放区的“民族革命艺术学院”和“鲁迅艺术学校”，华中解放区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等，在群众性音乐活动广泛开展中，各解放区从军队到地方，建立了众多的文艺社团和协会，1941年后撤至苏北解放区的新安旅行团也积极开展了活动。

1941年至1942年间，由于解放区的一些音乐工作者中追求“关门提高”，热衷于搞大作品，延安鲁艺还曾有人要求“正规学制”，一度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在文艺界其他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5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由此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通过学习和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认识到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当即决定发动面向边区群众的创作运动和“开展广泛的工农兵群众歌咏运动”;鲁艺院长周扬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也提出了“必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艺术教育方针，即根据当时“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的大众的革命文化”的要求。同时在《民族音乐》杂志上对所谓的“近二三年来”的“无原则的合唱主义”，对“脱离群众的提高”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音乐活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它的主要标志就是鲁艺师生走出学院这个“小鲁艺”，投身到人民群众这个“大鲁艺”中去，并于1943年春节后兴起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以及秧歌剧创作的热潮。

二、《白毛女》及其新歌剧的创作

如果说秧歌剧虽然在表现解放区战斗生活上具有时代的新意，但由于音乐表现上还较多停留在直接采用或对民间音乐稍加改编的水平上，因而严格地讲仍属于传统音乐文化范畴内的话，那么在秧歌剧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1946年4月诞生的《白毛女》，则成为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新歌剧”成型的奠基石，它作为一种立足于民族民间音乐，又汲取、融合了外来音乐手段的独创性综合艺术形式，既是“五四”时期儿童歌舞剧、30年代“歌唱剧”及当时“秧歌剧”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以后民族新歌剧的一个新的起点。《白毛女》在我国新兴音乐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30年代末，解放区虽然也出现过像向隅等创作的《农村曲》，冼星海等创作的《军民进行曲》，李焕之作曲的《异国之秋》等歌剧，但都不够成熟，在如何更好地运用歌剧这种形式来表现我国人民斗争生活上，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白毛女》这部由贺敬之、丁毅编剧，张鲁、马可、瞿维、刘炽等作曲，鲁艺集体排演的新歌剧，是根据晋察冀解放区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它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在音乐创作上，作品成功地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创作出了性格化的人物主调，剧中的喜儿、杨白劳及反面人物穆仁智、黄世仁、黄母，在音乐形象上性格各异，对比鲜明，在矛盾冲突中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同时，作品广泛运用民间音乐中板腔化的发展手法和朗诵性音调处理等多种手段，促进全剧音乐戏剧性发展，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特别对于喜儿的音乐形象进行了完整的塑造，将她从一个纯朴天真的少女，遭遇惨变后性格的急剧转变，到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白毛女”的过程，通过从《北风吹》、《扎红头绳》到《昨天黑夜》、《进他家来》、《刀杀我》，直至《他们要杀我》和最后的《太阳底下把冤伸》等主要唱段，在音乐合乎逻辑的发展中，深刻而细腻地刻画了喜儿同黄世仁等的矛盾斗争，以及在这一矛盾斗争中喜儿思想性格的戏剧性发展。

《白毛女》在运用齐唱、重唱、合唱等外来音乐形式，并同民族风格的曲调相结合上也获得了成功，它们在渲染环境气氛和群众性场景中，都为剧情及主题的展开起了很好的衬托和表现作用。虽然《白毛女》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在音乐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并还明显地带有秧歌剧的许多痕迹，但它仍不失为一部融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和外来音乐技巧于一体的比较成熟的民族新歌剧。

继《白毛女》之后，在大型歌剧创作上又出现了《兰花花》(梁寒光、金紫光)、《刘胡兰》(罗宗贤等)、《赤叶河》(梁寒光)、《王秀鸾》(小流等)。其中较为成功的、影响较大的是《刘胡兰》。这些新歌剧，在整个4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群众影响，其中部分唱段脍炙人口。解放区的新歌剧创作，为我国歌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解放区的其他音乐创作

20世纪30年代末，继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之后，解放区涌现了一大批大合唱作品。见于记载的即有郑律成的《八路军大合唱》，杜矢甲的《秋收突击》和《蒙古马》，马可的《吕梁山大合唱》，田涯等的《儿童大合唱》，张非等的《晋察冀民众四重唱》，鲁艺音乐系集体创作的《保卫西北大合唱》，金紫光的《青年大合唱》、卢肃的《春耕大合唱》和《平原大合唱》以及吕骥的清唱剧《凤凰涅槃》等。在1942年文艺整风后大合唱创作曾一度沉寂，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形成了热潮，先后产生了刘炽的《工人大合唱》、沈亚威等人集体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时乐蒙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合唱》和陈大荧等集体创作的《进军大西南大合唱》等。这些大合唱基本都沿用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联曲体的形式，即将几首既彼此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歌曲，按照一定的内容顺序，多采用朗诵或说白作衔接，联缀组合在一起，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一个统一的主题内容。其中影响较大，较为成功的有《八路军大合唱》、《吕梁山大合唱》、《淮海战役组歌》和《工人大合唱》。

《八路军大合唱》作于1939年12月，包括6首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它们与《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冲锋歌》和《快乐的八路军》一起，从各个侧面表现了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并第一次以大兵团的形象展示了人民军队的雄壮军威与他们的爱国爱民之情。

作于1939年的《吕梁山大合唱》由《吕梁山礼赞》、《吕梁牧歌》、《吕梁山下》、《老百姓总动员》、《吕梁山的呼声》和《保卫吕梁山》七个乐章组成，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作品通过抒情性和战斗性的不同性格段落，及多种演唱形式穿插组合所形成的对比，描写了解放区人民美好的生活和英勇的战斗。

《淮海战役组歌》是把产生于淮海战役不同阶段的几首较好的歌曲连结起来构成的，包括:《序曲——争取更大胜利》(何方、俞频)、《向南进军》(龙飞)、《乘胜追击》(亚威)、《抢占运河》(陈大荧)、《涉水打碾庄》(龙飞)、《捷报!捷报!歼灭了黄伯韬》(亚威)、《挖工事》(陈大荧)、《全歼黄维兵团》(张锐)、《狠狠的打》(亚威)和《歌颂淮海胜利》(张锐)十首歌曲，全面地反映了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锐不可挡的英雄形象和战斗风貌，其中《乘胜追击》和《狠狠的打》流传尤为广泛。

《工人大合唱》包括《一切为了胜利》、《铁路工人歌》《煤矿工人歌》、《女工歌》、《工厂日夜忙》、《工人进行曲》和《建设祖国》7段。作品在统一性和连贯性及合唱的织体变化等方面，显得更为成熟，其中《工人进行曲》得到广泛传唱。

解放区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不少合唱歌曲。如李焕之的《春耕区》，郑律成的《伐木歌》，向隅的《红缨枪》，马可根据民歌编配的无伴奏合唱《黄河水手歌》和《变工队生队》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优秀之作。

但在解放区40年代的音乐创作中，占有主要地位的还是歌曲创作。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反映解放区军民新生活的群众歌曲，其中既有反映战斗生活的歌曲，如安波的《朱德投弹手》、李伟的《行军小唱》、晓河的《进击歌》、张达观的《军队和老百姓》、章枚的《黄桥烧饼歌》、陈强的《提防鬼子来抢粮》、张非的《让地雷活起来》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部队歌曲，如庄映的《说打就打》、朱践耳的《打得好》、一鸣的《我为人民扛起枪》等等。也有从各个侧面反映解放区军民丰富多彩、幸福欢乐生活的歌曲。如杜矢甲的《选举好人来当官》、张非等的《民主歌儿到处唱》、吕骥的《过了新年总反攻》、陈地的《过新年》、晓河的《参军小合唱》、崔牛的《朱大嫂送鸡蛋》、王钵的《村剧团》、李劫夫的《庆祝胜利》和沈亚威的《打个胜仗哈哈哈》等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大都富于民歌风味，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只有部队歌曲结合了铿锵有力的战斗风格，还常伴有“打”、“嘿”等呼喊声，加强了战斗气氛。

歌颂党和革命领袖，以及革命军队和解放区的颂歌，是解放区这一时期歌曲创作中出现的新题材。音乐形式有的采用进行曲形式，如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马可的《毛泽东之歌》，以及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和《新四军万岁》等;有的采用抒情性音调，如郑律成的《延安颂》等;有的则是民谣体的颂歌，如李伟的《朱德将军》、李劫夫的《天上有个北斗星》等。

新的天地和战斗的烽火，使解放区的爱情歌曲较之以往要求冲破封建枷锁、向往自由恋爱的爱情歌曲有了新的色彩。如郑律成的《延水谣》、《寄语阿郎》，彦军的《风吹荷花十里香》，梅宾和晓河用同一歌词写的两首《莫牵挂》等等，着意刻画的多为解放区新农村姑娘的形象，音乐优美纯朴，情感真挚朴实而又流露着羞涩。

这一时期解放区新民歌的大量产生及随音乐工作者向民间音乐学习的不断深入，使歌曲创作在体裁形式上得到开拓，一是具有民间风格的叙事歌曲更加成熟。如李劫夫采用民间分节歌创作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歌》和《忘不了》，以及徐曙运用北方大鼓表现手法的《晋察冀小姑娘》等，都是广为传唱的优秀作品。二是出现了载歌载舞形式的歌曲，如刘炽的《胜利鼓舞》、陈志昂的《解放区的天》和梁寒光的《胜利舞歌》等，都采用了民间歌舞的手法，表达了人们欢庆胜利的愉快心情和欢腾热烈的场面。

除此之外，还有反映中国青年形象的歌曲。如马可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丁辛的《新中国青年进行曲》和贺绿汀的《新中国的青年》等;塑造中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如马可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吕骥的《铁路工人歌》、何士德的《人民先锋》和李曦的《矿工歌》等;为一些院校和革命团体写的，如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鲁迅艺术学院院歌》、《陕公校歌》、麦新的《保育院院歌》等;各种纪念性的歌曲，如吕骥的《五四纪念歌》、李劫夫的《五月进行曲》、李航鹰的《七月进行曲》等，以及展望新中国壮丽前景的歌曲，如李焕之的《民主建国进行曲》、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刘行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等等。40年代解放区的歌曲创作不仅数量多，题材广泛，并在学习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将体裁形式发展得更为丰富多样，体现了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因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40年代期间，延安搞来了一架钢琴，叶剑英想方设法搞来了管弦乐队全套乐器，1946年初延安成立了中央管弦乐团，由此解放区除民族器乐外，军乐和管弦乐也得到了发展。军乐主要采用流行的群众歌曲加以编配。如《解放军进行曲》(由《八路军进行曲》改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晨耕根据劫夫歌曲编配的《骑兵进行曲》、贺绿汀根据自作歌曲编配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等。钢琴曲方面有瞿维的《花鼓》、寄明的《农村舞》和《陕北民歌》等。小提琴曲则有刘守义的《月牙五更》及张锐的一些作品。管弦乐创作上有贺绿汀重新加工整理的《晚会》和《森吉德玛》，以及马可的《陕北组曲》，瞿维的《秧歌舞曲》，寄明的《民歌联奏》，程云的《生产舞曲》，李航鹰的《翻身工人》和陈紫的《锻工舞》等。处于草创阶段的电影音乐也有一些形象鲜明，对影片画面起了衬托与配合作用的好作品，如何士德为故事片《桥》作的音乐，葛炎为纪录片《烈士纪念塔》、苏民为纪录片《保育院》创作的音乐等。

全国解放前夕，于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是“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吕骥和李凌为此分别作了《解放区的音乐》和《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的专题发言。7月23日，又成立了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从此，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与新兴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